德国汉学家论孔子的宗教观——基于顾彬《论语》译本的副文本解析

译本的副文本直接反映译者的他者视角,该文通过对当代德国汉学家顾彬《论语》译本的副文本进行解析,考察顾彬通过翻译行为实现的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聚焦到顾彬从孔子对天的敬畏、对鬼神的敬畏、对祭祀的虔诚三个维度来呈现他所理解的孔子的宗教观。顾彬认为孔子思想中宗教和哲学不可分割,不理解宗教,就无法真正理解孔子。顾彬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宗教学学科背景密切相关。虽然顾彬对孔子思想的认知和理解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宗教学的话语体系,但他通过在翻译中加入大量的副文本解读,向德国读者呈现他的汉学家视角,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德国乃至欧洲的传播。

欧美汉学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夏志清、顾彬比较论

欧美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叙事,打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政治/文学”的二元模式,为国内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其中夏志清和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最具代表性,并因两位学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延伸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夏志清服膺“新批评”方法,突出“文学性”这一要素,尽量消解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而顾彬则把政治当作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构成因素,强调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话语的加入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更有“史”的意味。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在中国文学里栖居——顾彬访谈录

一、“异”国文学的精神之旅郭建玲：一九六七年您接触到李白的诗歌，决定从神学改学汉学。在我看来，诗歌和禅宗，是唐代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化遗产，它们关系密切，影响深远。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唐诗也有这样的禅宗精神。李白、王维、杜甫等诗人对禅宗都颇有研究，不少作品也体现出禅宗的倾向。是否能这样理解：

本土化:天朝心态的现代变型——由“顾彬事件”引起的文化反思

"顾彬事件"主要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交融的呈现。所谓的"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方法"等等,往往参杂着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天朝心态依次表现为:全面抵抗西方文化、"中体西用"和"特别国情"论;在当代文化之中,天朝心态则根植于新儒家文化之中,尤其寄生在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误读之中。

驳顾彬

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我本来对顾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如二0一0年许子东把我和顾彬一起请到岭南大学中文系时，和他一起吃饭、开会，我只和他“和平共处”，但不赠书，也不走访，那时我就知道他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理极不平衡（他推荐的人没能得此奖），便退避三舍，让他三分。

写作需要“休息”——顾彬访谈录

□袁剑：顾彬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以前我都是在媒体和相关书籍上看到您的事迹,也听我同学说起过您的经历,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与您交流。

中国哲学与文学的阐释、翻译与交流之汉学路径——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访谈

2017年4月1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邀请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举办题为"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讲座。2017年10月31日,顾彬教授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为"亚洲共同体——越境共存之亚洲文化遗产"系列讲座专家之一,举办"误读的重要性:德国汉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学术报告。此间,跨文化研究院刘燕教授就中国哲学与文学精神、中西文学中的忧郁主题、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德国汉学的历史与特色、误解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多元性等诸问题,与顾彬教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与切磋。本文得到了顾彬教授的亲自审核,深表感谢。

作为中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忧郁”——顾彬论中国现代性的启示与不足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突显了现代性审美意识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核心的特点。在顾彬看来,忧郁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标志,因为现代人审美经验核心是忧郁,或者说忧郁占据了现代审美意识的中心。问题在于,依顾彬之见,中国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意识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因为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而中国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性,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他忽视了中国现代性具有的内在性特质,他认为红楼梦"忧郁"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实际上否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性仅来自西方影响的论断。

“诞生在火车上的现代主义”——与顾彬先生分享并请教一个话题

德国学者顾彬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把中国的现代主义诞生的时间与地点定位在1925年的上海震旦大学,把戴望舒的《雨巷》定位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中心文本",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李金发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里昂车中更具有现代主义特征,不仅突出表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路生"的文化语境,显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生性和原创性特色。

德国汉学家顾彬谈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和作家,他是波恩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1989年起担任杂志《东方·方向》和《袖珍汉学》的主编。2002年开始主编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教授致力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他翻译了十卷本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的《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已先后在德国出版。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一百多本的中国散文和诗歌,如鲁迅的散文,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和翟永明等人的诗歌,出版过《20世纪中国诗歌选》,他的译介工作使中国文学享誉德语世界。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访谈

一刘江凯（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您因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而在中国迅速走红,您也讲过自己有学者作家、翻译家三重身份,有没考虑过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论,其实是用学者的身份说出了作家的标准？顾彬（以下简称＂G＂）：是这样,有些小说我作为作家会说没有意思,但作为学者来说,可能还有意思。

请刘勰来评论顾彬──《文心雕龙》“古为今用”一例

德国汉学家顾彬自1986年以来,多次发表言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假借刘勰的语气,运用《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点和中外文学史上的实例,对顾彬的言论逐一作了反驳,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现代性”与顾彬论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方法论考察的一个角度

围绕"顾彬论鲁迅"这一案例,可以考辨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在把"现代性"理论转型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时的学术得失。所谓"得",是指顾《史》能将"现代性"原型,经"中国现代性"这一中介,推导出政论化的"对中国的执迷",且将其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来史述鲁迅,这表明顾彬作为资深汉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慎思。所谓"失",则指顾《史》不过是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张扬其"现代性"阐释能量的文史道具,故其论鲁迅也就颇失水准,不仅大体规避了对鲁迅文学的纵深述评,即使偶尔言及阿Q,也浅尝辄止。

翻译、民族国家、现代性和传统——论顾彬的汉语诗歌批评

一、翻译作为摆渡＂相互之间不能完全地理解,无论如何也不算是灾难;忘记了我们会习惯性缺乏理解,这才是灾难。＂顾彬在《＂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中如是说。作为一名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充满激情的旁观者,顾彬的汉学研究一直在试图理解我们所处身其中、因习以为常而陷入执迷的中国文学（文化）,他时常给我们带来震惊性的批判视野。

“集约性的现代”与主体性反思——顾彬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集约性的现代"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理顺了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集约性的现代"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中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制约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与张扬,二者的矛盾成为作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点。在对主体性的追问与反思中,作者的情感介入反映了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情厚意以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情倾中国 执着汉学——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访谈录

受访人：沃尔夫冈·顾彬（1945-）,男,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系主任 采访地点：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顾彬教授办公室采访时间：2014年1月9日下午周奕珺：顾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如果从1913年恽铁樵对其文言小说《怀旧》的评论开始算起，鲁迅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这一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读者对鲁迅形象的描述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分别建构了各自心目中的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卡里斯玛典型”，鲁迅不断地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逐渐地被经典化。在中国大陆较为正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中，鲁迅成为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家书写的重中之重。

看汉学家顾彬解诗

有时候看汉学家解诗，会让人产生莫可名状的喜感。莫砺锋先生曾撰专文，指出美国宇文所安在其著作《初唐诗》《盛唐诗》中存在令人难以接受的“读法”，包括对字句的误读、对诗意的曲解以及因历史知识欠缺而导致的论断失据等。如卢照邻《早度分水岭》“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宇文氏把“新沐者必弹冠”即入仕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