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

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

云梦秦简《语书》探析——秦始皇时期颁行的一个地方性法规

云梦秦简中的《语书》,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过程中南郡守腾颁布的一篇法律文告,属于地方性法规。这个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首尾完具的地方性法规,在现存史籍和出土文物中都是仅见的。它的发现,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秦统一战争中南郡地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状况,而且对于了解秦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也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对《语书》作一简要的探析。

1215年大宪章正本文书缮写与颁行考

自布莱克斯通爵士始,学界对1215年大宪章的版本、文本与影响做了诸多探索,但其缮写与颁行方面仍存诸多疑点,如四份存世正本文书为何字体迥然不同,它们是否为权威的原始版本,是否由王室文秘署抄工缮写,又通过何种方式颁行?以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方法检视大宪章的四份正本文书,它们在外观形制方面多有不同,但均是具有权威性的正本文书。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Ci本与Cii本为王室文秘署抄工缮写,L本与S本则由当地主教座堂抄工缮写。Ci本的目的地并非之前认为的五港联盟,而是坎特伯雷主教座堂。据此,1215年大宪章的缮写与颁行过程以及教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应予以重新认识。

论现存《天圣令》非颁行文本

新近发现的明抄本是宋仁宗时期修订的《天圣令》,这一发现已经促进了唐史研究,使唐朝前期的制度与唐令等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因而获得巨大进步。但是,对于此《天圣令》的性质,研究者很少涉及,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回避以过。从《天圣令》的编修过程入手,可以看出此《天圣令》不是颁行本而是上奏本。这是《天圣令》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理解《天圣令》和唐朝的制度都是无法回避的。

北魏均田制颁行时间再议

关于北魏均田制的颁行时间,魏收于北齐初年所撰《魏书》之《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丁未下诏颁布均田制,《食货志》亦载太和九年诏行均田,其后相关文献的记载均无歧异。同书《李安世传》载其所上疏中有"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及"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而《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初立三长。对于这一矛盾,现代学者就均田、三长两制的实施究竟孰先孰后提出了不少看法,迄未取得共识。研究者或通过对均田、三长两制内涵的解释以调和文献记载的矛盾,或谓《魏书》关于两制尤其是均田制颁布时间的记载有误,认为均田制的颁行是在三长制之后。综合现代学界代表性观点,考析相关史料提供的明确证据,均田制的颁布当是在太和九年十月,而其完全实施则经过了数年时间,《高祖纪下》所载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诏显示均田制已全面落实。

唯才是举令颁行的社会心理考察

唯才是举令是曹操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法令。东汉腐朽的选官制度使大批中小地主无法脐身于统治阶层，而唯才是举令的颁行则满足了他们不平衡的社会心理。曹操早期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社会心理也是对他颁行这一法令产生的重要影响。该法令的颁行满足了曹操急需人才的需求，而由中小地主上升而来的统治阶层为了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又与门阀士族合流，抛出了九品官人法，使唯才是举令终于退到历史的帷幕后面。

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如何有效颁行新制度?

有人活动的地方就会有规则,同样有人活动的演变就会有规则的改变。任何新制度的颁行,都代表着领导者心中的一番憧憬。但如何使新制度的推行产生我们期望的效果?这就不是"谁说话算数"的权力问题,而是一门实实在在的艺术。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外商投资法》的颁行及影响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部基础性法律对我国传统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与重构,在征收补偿、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政府采购、融资、监管等多方面条款规定中重点聚焦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措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将在外商投资治理领域对我国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各级机关产生深刻影响。国家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亟须深入实施“废改立”,科学立法;全面运用法治思维,严格执法;转换协调法律适用,公正司法。

对《〈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年代初考》一文的异议

李永璞同志的《〈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年代初考》(见《史学集刊》复刊号)一文,就《天朝田亩制度》的颁行年代问题,提出与史学界通常说法(《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1853年)迥异的见解,读后教益殊深。李永璞同志虽然否定了史学界似成“定论”的说法。

临沂中院颁行戒酒令

俗话说:正月十五以前都是年。按常规,新春刚过,正是亲朋至友喝酒的好日子。可临沂地区中级法院于正月初六这天,开了一次全体干警会,院领导宣布,从今日起。

《义务教育法》：从1986年颁行到2006年修订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以民法典颁行为契机推动中国法典化进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丰富的法典化理论。适时把可以也能够编纂成法典的法律尽可能编纂成法典并加以实施是其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以民法典的颁行为契机,以我国法律的法典化为目标,对法律的法典化问题作了充分、科学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理论内涵丰富、意蕴深刻、逻辑严密,富有中国特色,其中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民事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民法典为以后法律法典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清康熙十八年苏州府颁行的较准砝码

1987年,安徽省郎溪县文物管理部门从县废品收购公司仓库拣选到一匣清代砝码,现介绍如下。铜匣 1件。长方形,一端开口,长5.3、宽3.4、厚2.5厘米,重126克(图一)。匣表面有阴刻楷体铭文,分别为:正面直行"

明《大诰》的颁行时间、条目和诰文渊源考释

本文是对我国珍藏法律文献明《大诰》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考证。作者认为,《明实录》诸书所记《大诰》前三编的颁行时间均为不确,由于修史者误将朱元璋作序日期书为颁行日期,以致出现了诰文中一些案例的发生时间较颁行时间还晚的情况;《明史·刑法志》关于《大诰》条目的记载也大为错谬,此系修史者把《应合抄劄·大诰》罪名十条与《大诰》二者张冠李戴所致;四编诰文中采辑的案例,并非“泛录洪武一朝要案”,而是差不多都属于各编颁行的当年或其近期一、二年内明太祖亲自处理的案件;至于《大诰》峻令,也是皆有所源,特别是同当时的局势和洪武朝前期、中期所颁敕令、榜文有直接的关系。

试论《会计法》颁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会计法》已颁布28年,曾经两次修订,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只有革除弊端,才能实现立法的宗旨。本文试从管理体制、监管措施、法律文本、专业技术判定等角度阐述《会计法》在颁行中存在的监管合力薄弱、惩戒手段缺乏、相关配套不健全、可操作性缺乏等问题。

让宪法观念深入人心——写在我国现行宪法颁行20周年之际

宪法观念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一种伟大的公民精神。时值纪念我国现行宪法颁行20周年之际,宣传宪法精神,让宪法观念深入人心,对于加快依法治国步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宣传宪法精神,让宪法观念深入人心。

全国政协委员郭代军:建议对《建筑法》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作为一部规制工程建设活动的基本法律,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于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逾25年。其后,《建筑法》虽经过了两次修改,但仅是针对个别条款进行局部修订,且分别是为呼应2011年颁行的《社会保险法》和2019年颁行的《外商投资法》作出的被动修改。

现存《天圣令》文本来源考

天圣七年五月详定编敕所上奏的《天圣令》,其中有著于逐卷末的《附令敕》,时《附令敕》并未单独成书,也没有卷数。经过两制和刑法官的再看详,原先附在《天圣令》逐卷末的《附令敕》被移出,单独编撰,这样就形成了有卷数的《附令敕》。天圣之后的庆历、嘉祐、熙宁立法也都编撰有独立成书的《续附令敕》。《天圣令》有天圣七年颁布的征求意见本和天圣十年颁行的雕版印刷本。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圣令》文本没有《附令敕》,这个文本应是源自经过两制与法官再看详后的颁行本。这个颁行本删去了原先上奏本中著于逐卷末的《附令敕》,将其另行编撰成书,但对于上奏时附录的不用之唐令,却没有删去,仍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