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判决在政府采购监管执法中的事实预决力研究

人民法院在生效判决中确认的事实具有预决力,可以作为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项目监督检查过程中认定违法行为的重要依据。但由于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适用的证据规则有所区别,实务中出现了当事人恶意利用诉讼手段确认虚假事实,影响行政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企图逃避行政责任的现象。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充分利用证据规则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确保最终实施的行政行为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既判事实预决力问题研究

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在效力内容上包括"一致性"和"确定性"。预决力的强弱主要基于既判事实所属诉讼类型对证明标准的要求,而证明标准体现了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远近关系。"相对的预决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得到适用,但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绝对的预决力"。预决力问题应当成为证据法典的重要内容。

论行政判决中主要争议事实的预决力

行政判决中的主要争议事实在后诉中具有预决力,预决力不属于既判力,与既判力平行,但是效力程度不及既判力;主要争议事实的预决力也不同于争点效、司法认知和事实推论;在后诉中预决力须由当事人主张,并且在对方当事人提出明确的反驳证据时,该主要事实的预决力将会被抵消,法院需对其重新进行认定;主要争议事实使用的条件是其须经过充分的程序保障,且必须是"主要"争议事实,前后两诉所论该事实须为"同一";行政裁判中主要争议事实预决力适用主体包括同一被诉行政行为中的其他相对人。

论刑事既判事实的预决力

既判事实是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基于刑事判决较高的证明标准,其既判事实预决力有特殊的效力范围和效力程度。我国证据立法的相关规定非常薄弱,应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予以完善,同时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论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

已确认事实的预决力既不同于裁判的既判力,也有别于"争点效"和"争点排除规则",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具有独特内涵的制度。然而,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预决力的条件和范围,从而致使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各不相同,这种状况一方面有损法院判决的一致性、权威性,也与确立预决力制度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明确预决力的条件和范围。实践中,法院应根据已确认事实的不同具体认定其不同的预决力。

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

关于确定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对后诉的效力,学说上有预决力、非预决力以及证明效三种观点。我国理论实为承袭苏联法"预决性"的概念躯壳,以免证效力为内实,本质上系法定证明效。该规定弊端丛生,损害了法官认定事实的独立性,褫夺了后诉当事人的接受裁判权且有违程序保障的基本要求。就利用方法而言,判决书可作为书证,对后诉法官认定事实理应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宜由法律硬性规定其证明力强弱。从立法论上来说,今后应当废除已决事实免证效力规定,将已决事实评价放归法官自由心证评价。

论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

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应当以尊重民事审判机关独立的事实认定权为前提,以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率、避免矛盾判决为目标。预决力的范围应当限于与刑事案件存在紧密联系的民事案件;发生预决力的事实应当是生效的,具有确认内容的,基础性的、必要的事实;预决力的强度应当对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与案外人做出区分。对于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及判决结果对其有拘束力,当事人不得做出不同的主张;对于刑事诉讼的案外人,刑事判决记载的内容具有表面证据的证明力,案外人可以做出不同的主张并提供证据反驳。

我国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预决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呈现明显的扩张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理论研究之不足、立法滞后,也有司法人员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妥协。司法实践中,已有部分司法机关对刑事判决预决力的边界进行积极的探索,为规则的细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欲完善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规则,必须将刑事判决的预决力置于判决效力理论的框架下,充分保障民事审判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刑事判决的预决力从主体、客体、时间维度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同时,应当对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充分保障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对于刑事判决涉及的事实的调查核实权。

民事裁判已决事实预决效力之阶梯式重构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审认已决事实的效力是一个实践难题,已决事实是否具有预决效力也是争议很大的理论问题。由于中国没有构建统一完善的裁判效力制度,现行法律是从证据法角度来规范已决事实的效力问题。2019年修订的《证据规定》相较以往已经进一步限缩了免征事实的范围,并将已决事实从绝对免证的神坛拉至相对免证的程度。但是,该规范仍然不够精确,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精准的指引。对民事裁判已决事实而言,应当进一步明确,仅通过普通民事程序审判作出的生效判决书查明的主要事实对后诉具有免证效力,且不同强度的事实应当具有不同层次的预决力,对应的免证要求也不相同,前后两诉参与主体的不同对预决力的认定也不同。应构建一个程序有分层、事实有分类、效力有分级的已决事实预决力的“阶梯式”认定规范,将已决事实分为高预决力、低预决力、无预决力三个层次,并对应不同的反证责任,分别是高度反证(足以推翻已决事实)、低度反证(足以动摇已决事实)、无须反证。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以撤销诉讼为视角

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具有法定撤销之诉判决理由,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撤销诉讼之五种撤销理由对判决的效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超越职权"理由的效力最强。法定判决理由具有类型法定、标准不一致性和影响判决效力的不均衡之特性;基于法定判决理由的特性应该赋予其与判决主文同样的既判力,并且在判决书中明确法定判决理由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这样有利于更全面实现行政诉讼保障当事人利益和彻底解决行政纠纷目的。

仲裁裁决效力论

仲裁因其具有不同于其他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而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仲裁裁决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应当从其形式拘束力和实质拘束力两方面分析,而以执行力、既判力和预决力为基本内容的实质拘束力是其核心效力,对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和司法判决同等的效力,尚有争议,明确仲裁裁决既判力的概念和预决力的效果对发挥仲裁效能更显必要。

绝对还是相对:对既判力事实的司法认知

诉讼法一般是从证明对象的角度看既判力事实是否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事实的预决效力,而笔者则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认识既判力事实的预决效力,既判力事实是否具有预先确定的绝对效力,法官在后案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直接进行确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断然肯定或是否定既判力事实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都是错误的。既判力事实对司法认知的效力具有相对性,有的既判力事实是司法认知的对象,有的既判力事实则不能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

商事仲裁已决事实效定位之批判与重构

基于预决力的概念错误而建构的已决事实效被定位为预决力、既判力和法定证明效。三种定位方枘圆凿,导致其与理论和实践格格不入。反思商事仲裁,法定证明效受到仲裁员、仲裁庭、仲裁机构、当事人、冲突规范、准据法、证明标准的层层阻隔,因而无法适用。结合商事仲裁特性,我国商事仲裁中普通事实的已决事实效,应当定位为事实性证明效,由仲裁庭采用直接、间接和转换责任方式加以适用。

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裁判效力

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展现出中国范式人格权保护体系从救济型模式向预防型模式转型的价值体系创新。但当前该制度的裁判效力规则仍面临着结构性理论阐释不足,进而引发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亟待法学界予以关注。为此,通过民事裁判的效力理论框架来观察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所作的裁定可以发现,法院并非实质地、终局地解决权利义务关系争议,当事人也无法从程序中获取充分的程序保障,因而既判力与争点效失去其成立的条件性根据。但作为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赋予人格权侵害禁令预决事实效力的“弱拘束力”效果,能够最大限度维护禁令的稳定性并提升后诉效率。在此基础上为避免程序本身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要充分考虑为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中国语境下的证明责任理论反思--民事证明责任论纲--对民事证明责任基本问题的认识

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与证明对象、证明标准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对证明责任基本问题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是建立完善的民事诉讼证明体系的基础。正确认识免证事项中已决事实预决力、证明责任中结果责任与行为责任的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确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对正确设置和运用相关证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英国规则的演进与启示

自17世纪开始,英国的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规则总体上经历了从"不可采"到"有限可采"的发展与变化历程。证据规则、判决效力规则等技术性因素与程序公正、节约司法资源、维护裁判统一性等政策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刑事判决预决力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在我国,技术性规范的缺失与实务中法官基于工作便利、规避风险等现实需求考虑,导致了刑事判决预决力在立法与实务中的扩大化与绝对化。欲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刑事判决涉及的事实进行细致分类,对刑事判决的预决力的范围进行精确的界定。同时,还应从维护案外人程序参与权、民事审判权的独立性与专业性的角度,对刑事判决的预决力加以限制。

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功能区分刍议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与司法解释制度并行的司法制度,其在设计之初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及功能定位是区别于司法解释制度的,但自案例指导制度实施以来,其实际功能定位则日渐趋同于司法解释。为避免案例指导制度之特殊价值弱化,案例指导制度应当从"参照"本源语义之明晰、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形式之丰富、指导案例遴选程序之拓展、指导案例案件事实要素预决力之强调等四个层面进行应然功能之建构,并以此来革新、完善指导案例裁判要点,消弭影响案例指导制度效果的消极因素,促进两种制度设计更好的相生相依、相辅相成。

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效:理论与规则

关于我国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效力问题,学界多植入域外已有判决效力制度规范或者理论予以研究,难免出现无法自洽之处。在我国制定法传统框架下,考察生效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的渊源,以现行法规范解释为基础,兼顾刑、民两大诉讼形式相同而实质各异的事实认定思维路径,将刑事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纳入证据规则范畴,明确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效,并设计其具体规则,从而在保障民事审判权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发挥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作用。

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问题

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问题,我认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另一个是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第一个问题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虚假仲裁中案外人权益之侵权法救济(上)

虚假仲裁中,我国民诉法执行救济制度与裁决司法审查制度未能担起保障案外人权益的任务,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拓展了申请主体范围,但限于执行阶段。侵权救济可弥补此不足,案外人可依《侵权法》第6条提起侵权之诉,以保障当事人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