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备受关注。文章基于业绩预告质量视角,以2014—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有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更高;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公司融资约束较高、股权集中度较低时,风险投资对业绩预告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风险投资通过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业绩预告质量。本研究为风险投资的监督治理作用提供了新证据,可以为监管部门完善相关制度和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有益参考。

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业绩预告质量治理效应研究

以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为博弈双方构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通过均衡分析揭示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业绩预告质量治理效应,并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改善了前瞻性和后视性业绩预告质量,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双重业绩预告质量具有真实治理效应;深圳证券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双重业绩预告质量的治理效应更显著;财务报告问询函治理效应在公司收函后第二年依然显著,但在收函后第三年不复存在,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业绩预告质量的治理效应具有短暂性。

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机构持股、环境绩效评价与重污染企业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机构持股、环境绩效评价与业绩预告质量三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绩效评价与重污染企业业绩预告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机构持股不仅能直接提升重污染企业业绩预告质量,还显著增强环境绩效评价对业绩预告质量的提升作用。

CEO特征、业绩预告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CEO特征、业绩预告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业绩预告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显著正相关;CEO特征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显著正相关;CEO特征能够增强业绩预告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相关性。

行业共有机构投资者能提高业绩预告质量吗

文章基于2014—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就行业共有机构投资者对管理层业绩预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行业共有机构投资者对业绩预告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产权性质、产品市场竞争低、乐观偏差的情况下,行业共有机构投资者提升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效应产生的经济后果是得到权威监管机构的认可。研究结论表明,行业共有机构投资者对管理层盈余预测区间宽度披露形成外部监督,有助于强化业绩预告风险预警功能,为促进资本市场信息披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证据。

高管持股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高管持股是解决代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业绩预告的披露信息是增加企业透明度、减少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渠道之一,现实情况中业绩预告却频频出现“变脸”现象,表明公司管理层有操纵业绩预告信息的行为,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对于高管的股权激励并不能真正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D&O保险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业绩预告这一重要的前瞻性信息探究D&O保险在中国市场上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认购D&O保险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而言,认购D&O保险能降低业绩预告偏离度,并抑制其乐观偏差;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投保企业,D&O保险对业绩预告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于预测难度较大的业绩预告,D&O保险对业绩预告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上述证据从业绩预告质量角度证明D&O保险在中国市场上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拓展了关于D&O保险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管理者动态过度乐观与业绩预告质量

管理层在以往业绩预告的连续成功会催生动态过度乐观,动态过度乐观会通过乐观预期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两种机理影响本期业绩预告的质量。基于2003—2016年A股公司强制性业绩预告的数据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以往业绩预告连续成功的次数越多,本期业绩预告乐观偏差的程度越小、准确度越高。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业绩预告的监管压力是乐观预期机理被削弱的主要因素。在考虑静态过度自信、管理层预测能力和稳健风格以及公司的业绩水平等因素后,结果仍然稳健。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为管理者动态过度乐观的积极面提供了新证据,有助于监管机构与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问题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从2007年起执行比主板公司更为严格的强制性预告制度,即所有公司需要在第三季度报告中(10月份)对全年的经营业绩进行预告。本文搜集深沪两市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在2007年至2013年度发布的首次业绩预告,系统地研究了中小板公司相对主板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结果表明,无论中小板公司的预期利润相比去年的变化幅度,业绩预告偏差和误差都显著高于主板公司在年度结束后1月份发布的业绩预告,质量更差。相比主板公司在年度结束前10月份发布的业绩预告,中小板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不相伯仲,质量同样低。本文结果表明将主板的强制业绩预告制度推广到所有中小板公司未能得到高质量的业绩预告,也没有规避主板公司过早在10月份发布业绩预告的负面后果。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与业绩预告质量——基于监管处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会计师事务所被监管层处罚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的外生事件,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显著提升,这说明上市公司会通过提高业绩预告质量,以挽回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内外部治理水平较高、对信息披露质量较重视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受损较严重时,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导致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升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业绩预告质量影响因素和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损失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建立健全声誉评价机制、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提供了政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以我国沪深两市2011—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业绩预告质量。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管理层的应用数据能力、增强披露动力以及带来披露压力促进业绩预告质量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成长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业绩预告质量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此外处于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上市公司、注册地位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更显著。

非处罚性监管提高了公司业绩预告质量吗——来自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基于PSM-DID模型考察了非处罚性监管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提高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问询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这两个渠道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效果持续性不强;问询函特征会进一步影响业绩预告质量改善程度。本文拓展了财务报告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业板公司业绩预告质量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业绩预告作为公司预先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其质量高低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场参与者的相关决策。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特点,梳理出内部控制、管理层能力、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风险等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企业盈利能力与管理层能力的提高会使企业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提高,二是内部控制与盈利能力的提高会提高业绩预告的精确性,三是财务风险对业绩预告质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很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公司业绩预告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业绩预告质量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据。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高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吗?——基于中小市值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15年中小市值企业为样本,研究机构投资者对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提高业绩预告信息的准确度,降低管理层修正业绩预告的概率;（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业绩预告及时性、精确性均呈U型关系。文章进一步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类型的不同对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基金类机构投资者对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积极影响最大,养老、保险类机构投资者次之,银行、财务公司类产生的正效应最弱。该研究不仅丰富了业绩预告信息质量方面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小时,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各维度之间会相互影响;当持股比例超出一定限度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研究——以河南省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对河南省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的业绩预告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通过与西方学者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河南省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存在的规律及问题,并针对我国业绩预告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法制和声誉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沪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治理效应——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视角

本文利用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事件,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视角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内部信息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机制检验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主要通过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提高管理者能力来改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进一步从企业性质、管理层权力、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等方面进行拓展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强度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能显著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但是对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提高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概率,并且能够促使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形式上的精确性和实质上的准确性)提高。而且随着时间窗口的延长,股权激励计划对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不同股权激励方式(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对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丰富了公司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管理层激励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