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

经济学家认为预期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越来越强，其预期也正在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从而使货币政策收效变难。要提高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准确披露政策信息，取信于民；利用信息优势，正确引导经济主体预期；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对其预期进行调整。

汉语偏离预期度研究

偏离预期度主要指客观事实或结果偏离主体预期的强弱程度。客观事实或结果与主体预期间的差异度越大,偏离预期度越强,反之则亦然。汉语中偏离预期性信息的性质、主体预期度的高低、偏离预期标记的使用情况、句类句式的使用情况、偏离预期性信息出现前是否有提示性成分等几项因素都对偏离预期度有所影响,它们同时也可以作为衡量偏离预期度的重要因素。

国家储备肉政策价格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基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比较

在传统理性预期商品储备模型基础上,将适应性预期引入商品储备模型,并采用门槛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两种预期形成方式下国家储备肉政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调控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市场主体预期形成方式不仅会影响储备肉政策的作用效果,还会改变其作用形式,理性预期下,储备肉政策以“即期冲击”形式作用于价格调整,适应性预期下,储备肉政策以“滞后冲击”形式作用于价格调整;以猪粮比价为启动信号的缓冲式储备肉政策对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发挥了“蓄水池”作用,当猪粮比价高于8.25或低于5.64时,政府储备吞吐使得生猪价格上涨和下跌的回调速度更快;收储政策的价格调控效果优于放储政策,使得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时的回调速度存在非对称性,呈现“易升难降”现象;无论是收储政策还是放储政策,理性预期下的价格调控效果都要优于适应性预期下的调控效果。

浅析实际情况与合预期语言表达异同

合预期是话语语用上的重要概念。文章以合预期与实际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阐释合预期的预期主体问题,主要分析实际情况与合预期的差异,并进一步讨论实际情况与合预期在相符度上的联系。

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凯恩斯还是非凯恩斯效应？

基于面板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PMS-VAR),文章选取1978-2015年28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河北、辽宁等20个省份财政支出在1998年之前既有凯恩斯效应又有非凯恩斯效应,1998年之后只有凯恩斯效应;北京、天津等8个省份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交替出现。并运用probit模型对导致省级财政支出非凯恩斯效应的主体预期观点及劳动市场观点进行再检验,实证证明:财政赤字或财政调整幅度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是我国12个省份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上海、浙江等9个省份财政支出的非凯恩斯效应证实了劳动市场观点,剩下的7个省份财政支出的非凯恩斯效应同时支持这两种观点。

预期、地价与住房价格波动的关联性研究——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根据房地产市场特性,将预期和地价引入供求均衡模型,考察了土地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主体预期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与住房价格存在互相推升效应。消费者预期和开发商预期都对住房价格产生向上的推动。但总体来说,经济基本面对房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预期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在商品房需求中,消费性需求相对投机需求仍占主要地位。居民收入是影响房价波动的最重要因素。房屋开发成本对房价波动影响不显著。人口密度增长较快城市,房价波动较大。

从意识形态主体到先验唯物主义主体——阿尔都塞、巴迪欧与齐泽克-拉康的主体观

通过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齐泽克指出,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质询的理论中,存在着两个失败,其一关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其二关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的主体的理解。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的错误在于,它未能认识到在意识形态质询之前存在着的一个主体,即拉康式的主体。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巴迪欧的事件主体理论强调了主体是在事件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主体是主体化过程之后才出现的。鲁达试图以预期的主体的概念来补充巴迪欧的事件主体。这个预期的主体接近于拉康的主体概念,但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鲁达的预期的主体表达事件发生之前的前主体,这种主体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对拉康而言,这个预期的主体是主体的零层次,主体化了的主体只不过是派生模式。齐泽克立足于拉康精神分析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交互解读,试图建构一种超越民主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在其基础上建构一种先验唯物主义的主体观,其理论意图值得肯定,但是齐泽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有滑向其试图批判的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的倾向。

减税降费促进创业了吗?——基于营商环境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减税降费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23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创业的影响效应,重点研究市场主体预期、财政压力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时将营商环境这一调节因素引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确实可以提升各地区创业水平,具体表现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并对创业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政策频繁调整会削弱预期进而影响创业活力,而且减税降费举措加大本地的财政压力,也会削弱其对创业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引入营商环境之后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可调节减税降费对创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