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协商中被追诉人预期利益保障的本土化省思——中美比较视域下的考察

对于美国辩诉交易中被追诉人预期利益保障机制而言,联邦为被追诉人设置了撤回认罪答辩、排除不利证据等相关规定,而部分州则创设出“法官信息提供模式”和“司法调和模式”等司法参与协商的保障体系。在制度构思上,美国法官在多数情形中仅充当着形式上确认辩诉协议和量刑建议的角色。在我国的控辩协商过程中,审判方的最终裁决权并未因协商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向控方移转,实践中法官对控辩合意的调整可能影响被追诉人对量刑的预期。基于比较法视域下的法文化思考,此类现象揭示出以妥协为核心的协商性司法这一子系统与以追求国家本位、实质真实的刑事诉讼母系统之间的张力。控辩协商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下不宜单纯定位为纠纷解决的手段,可以作为尽快探知事实真相的辅助方式。相应地,我国可在宏观考量上为检法沟通赋予适当的空间,并通过法官依申请介入协商、对司法参与进行录音录像以及设置量刑咨询法官等举措规避司法参与协商的潜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