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均预期寿命比较研究(1990—2019)

目的比较分析中日1990—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的发展水平及增长速度,探讨不同因素对人均预期寿命差距的影响,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提供参考。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日两国人均预期寿命影响因素。结果30年间,中日人均预期寿命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2.91岁;其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最快的是2015—2019年,年均增长量达到0.38岁。对中日人均预期寿命解释变量指标提取相应的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分别为98.675%、98.392%。当经济发展水平、免疫接种指标、健康生活行为增加1个单位,中国和日本人均预期寿命分别增加0.821岁、0.684岁、0.486岁和0.350岁、0.334岁、0.407岁。影响中国和日本人均预期寿命的健康生活环境指标分别是森林覆盖率和PM 2.5暴露值,当森林覆盖率增加1个单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14岁;PM 2.5暴露值增加1个单位,日本人均预期寿命减少0.319岁。交通事故死亡率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则减少0.151岁。结论中国和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均与经济发展水平、免疫接种、健康生活行为、健康生活环境有关,日本人均预期寿命还与公共安全有关。为不断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未来十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更要重视健康生活行为、健康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

全球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高4岁

联合国发布《2015年世界妇女：趋势和统计》报告说,当今全球男性比女性多6200万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比男性高4岁。报告说,当今全球男性比女性多6200万人,但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女性人数超过一半。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近年有所增加,目前女性为72岁,男性68岁。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高,目前为25岁,男性为29岁。

西非国家2009年与2019年居民健康预期寿命及死亡状况比较及对中非卫生合作的启示

目的:比较西非国家2009年和2019年各国居民健康预期寿命及死亡状况,为后续规划与布局新时期的中非健康卫生合作,开展精准的援助项目提供数据支持。方法: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收集和比较西非15个国家2009年和2019年健康预期寿命,传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慢性病及伤害的死亡变化情况。结果:与2009年相比,2019年西非15个国家的居民健康预期寿命有所增加,其中佛得角的居民健康预期寿命最高(64.6岁),几内亚比绍最低(53.6岁);2019年西非15个国家传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的标化死亡率较2009年均显著下降;佛得角、布基纳法索和冈比亚的慢性病标化死亡率有所增加;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伤害标化死亡率有所增加,尼日尔保持不变;其他国家的慢性病和伤害标化死亡率有所下降。与2009年相比,西非国家2019年传染病、母婴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死因占比均有所下降,但在多数国家的死因占比依然超过50%;其中,佛得角是唯一慢性病死因占比多于传染病、母婴和营养缺乏性疾病(72.2%vs.17.9%)的国家;2019年孕产妇疾病、麻疹和艾滋病等传染病死因顺位较2009年下降明显,而多种慢性病(如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的死因顺位有所上升。结论:在过去10年间,西非国家在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健康预期寿命仍相对偏低,面临着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双重威胁,而伤害死亡率也依然较高;中非健康卫生合作的援助内容和方式应根据受援国情况,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老年人自我认知的年龄歧视对其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运用多状态马尔科夫模型分析老年人自我认知的年龄歧视对其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差异性。女性、居住在城镇、未受过教育的老年群体自我认知的年龄歧视程度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自我认知的年龄歧视程度提高。年龄歧视对老年人口健康和预期寿命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年龄歧视增加了从健康到失能状态的转移概率,并减弱了从失能到健康状态的转移概率。年龄歧视降低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男性、居住在城镇、受过教育的老年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老龄友好社会,通过加强年龄包容促进老年人的健康。

老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测算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是评价人口健康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科学监测和评估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变化趋势,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而且可以为个体和群体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计算健康预期寿命以一定规模的年龄别人口死亡和年龄别健康相关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一般只有通过大型调查或人口普查才能得到,在非普查年和不具备大型调查条件时,需要用其他来源数据对人口死亡和健康相关结构数据做出较为科学精确的估计,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难题。文章利用甘肃省人口相关服务管理系统统计数据结合2020年甘肃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构建了甘肃省2021年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测算模型。结果显示,2021年,甘肃省60岁人口健康预期寿命13.86岁,非健康预期寿命5.2岁;健康预期寿命随年龄升高线性下降,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和女性非健康预期寿命差异逐步缩小,老龄人口进入不健康状态后,经历病痛直至死亡的时间男性短于女性;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仅需要医疗卫生行业持续投入,而且需要在生活方式变革、健康文化发展等其他领域做出更多努力。研究使用的测算模型和方法为后续开展提升老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相关措施及影响因素分析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测算结果为助老、为老相关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

中国婚姻预期寿命城乡演变研究

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离婚率上升,各婚姻状态的预期寿命发生了很大变化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文章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用Sullivan方法测算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在婚、离婚和丧偶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镇-乡村人口的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是增加还是减少?差异有多大?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第二,使用因素分解方法解析四种婚姻状态的分布变动与死亡率下降对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预期寿命时期差异的不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增加,主要是青年期平均未婚年限增加;乡村男性未婚预期寿命占比远高于城市与镇,乡城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城市女性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高、乡村最低,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其次,城市-镇-乡村人口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主要原因是老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增加;但占余寿的比重减少,主要原因是青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减少;乡村男性的在婚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最小、镇最大,镇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乡村女性在婚预期寿命最短但占余寿的比重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再次,城市-镇-乡村人口的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年期平均离婚年限增加;镇男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镇差异较小但在扩大;乡村女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最后,城市-镇-乡村人口的丧偶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减小,主要原因是老年期的平均丧偶年限减少,城镇乡差异较小且在缩小。分解发现年龄别未婚和离婚比例上升是城市-镇-乡村未婚预期寿命与离婚预期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下降是城市-镇-乡村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与丧偶预期寿命减少的主要原因。

2000—2020年中国省级地区之间预期寿命差距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估计2000—2020年中国省级地区预期寿命差距及趋势,分析这一差距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方法:基于log-quadratic模型估计预期寿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2000—2020年省级地区间出生预期寿命差距明显减小,但老年人口呈扩大趋势。社会经济地位、危险因素和卫生服务因素对预期寿命差距的解释度分别为71%、60%和43%,三者共同的解释度为74%。结论和建议:当前省级地区间预期寿命差距明显,差距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因素解释。但健康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没有预期显著,地区之间健康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文化等因素影响。建议:一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等进行有效干预,二是重点关注文化和卫生服务因素等的影响。

基于活动受限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老年人基于活动受限的健康预期寿命现状及其分布差异。方法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至2018年追踪数据,在总体活动受限指数(global activity limitation indicator,GALI)标准下通过多状态生命表法对我国老人的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占比进行测算。结果我国65岁老年人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为13.78岁,约4.84年(26.00%)的时间处于活动受限状态,低于基于ADL测算的无失能预期寿命。同时,我国老年人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女性老人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为13.89岁,男性老人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为13.66岁,但女性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占比低于男性(69.22%VS 78.20%);城镇老年人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为13.86岁,农村老年人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为13.67岁,但城镇老年人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占比却低于农村老年人(72.47%VS 75.51%)。结论基于GALI的无活动受限预期寿命与ADL标准下的无失能预期寿命存在差异,比无失能健康预期寿命更能反映老年人的综合健康水平,拓展了对我国健康预期寿命的多维度理解,同时在年龄、性别、城乡间存在差异,需针对重点人群制定相应政策。

行业工资差距、预期寿命异质性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研究

基于行业工资差距和预期寿命的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问题。研究发现:首先,行业工资差距并未表现出长期递减趋势,因此研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忽视行业工资差距。其次,工资水平与预期寿命正相关,从事低收入行业的人员因延迟退休而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要关注这类群体。最后,虽然延迟退休缩短了养老金领取年限,但是却提高了各年养老金待遇。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延迟退休对参保者养老保险净收益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也就是说,当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能降低养老保险净收益,这有助于缓解政府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反之,当退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反而加剧了政府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由此可知,在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有年龄上限的。研究还发现,在中国预期寿命逐渐提高的背景下,如果不断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降低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净收益的影响就会逐渐从U形特征转变为单调递减趋势。为抵消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不利影响,政府应制定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配套措施,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人口的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密不可分。本文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中国 2020 年 31个省份的人口预期寿命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与平均预期寿命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显著。(2)平均预期寿命变换率呈递减趋势,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值逐渐减少。(3)经济增长与平均预期寿命可能存在滞后性。因此在关注经济增长、社会参与度和社会保障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寿命与健康的影响同时,还要意识到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异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相一致,对落后地区给予经济发展的条件,以缩小和发达地区的预期寿命差距。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如何提高预期寿命

当提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与艾滋病(AIDS)时,很多人可能会立刻联想到绝症、死亡等负面词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如今,HIV感染已经不再是“即刻死亡”的宣判,而是一个可以管理和控制的慢性疾病。那么,对于那些不幸感染了HIV的患者来说,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预期寿命呢?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计划(2024—2027年)》的通知(湘政发〔2024〕6号)

HNPR—2024—00003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现将《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计划(2024—2027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4年5月7日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计划(2024—2027年).

轨道交通用电容器预期寿命及其应用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飞速进步和发展,轨道交通行业规模持续扩张。在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中使用的电容器设备其体积、使用年限、应用能力较好,可充分适应恶劣环境和运行工况,充分保障轨道列车运行质量和寿命。在本文之中,针对轨道交通用电容器开展长时间加速老化试验,结合技术理论预测电容器使用年限,并针对运行时长超过480万公里的电容器参数数据展开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轨道交通用电容器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使用年限较长,应用于轨道交通项目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慢性疾病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慢性疾病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使用中国城乡老年人追踪调查数据(2006年和2010年),使用多状态生命表模型,分析慢性疾病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结果分析发现,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74.45%患慢性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增加。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低于无慢性疾病老年人(60岁老年人:17.92岁vs 19.38岁;70岁老年人:8.92岁vs 10.10岁;80岁老年人:3.03岁vs3.98岁;90岁老年人:0.74岁vs 1.68岁)。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占比低于无慢性疾病老年人。结论中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较高,慢性病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老年人生命质量有严重影响。建议加大慢性疾病预防,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评价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指标之一。

致癌和非致癌环境健康风险的预期寿命损失评价法

预期寿命损失法(loss of life expectancy,LLE)可以对致癌和非致癌物质的环境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和比较,是一种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新方法.应用该方法对中国目前危害较大的6种典型致癌和非致癌污染物砷、DDTs、苯并芘、铅、汞、镉造成的人体的预期寿命损失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6种污染物的环境健康风险大小.结果表明,预期寿命损失法可以作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的一种方法,致癌物质砷、DDTs、苯并芘分别导致一个健康个体寿命损失3.6 d、2.2 d和12.1 d,非致癌物质铅、汞、镉分别导致一个健康个体寿命损失1.1 d、1.7 d和5.8 d;用预期寿命损失方法可以对致癌、非致癌风险在同一尺度上进行比较,在目标污染物现有相关研究基础上,6种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大小顺序为苯并芘>镉>砷>DDTs>汞>铅.

天津地区致癌风险的预期寿命损失分析

预期寿命损失是健康风险评价统一的指标 .本文根据天津的人口统计数据和有关资料求算了天津地区特定致癌风险条件下预期寿命损失 .结果表明 ,单位致癌风险 (10 -5)的污染物暴露下 ,天津地区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损失分别为 5 8 4 7min和 6 6 82min .同时发现本底癌症发病率是预期寿命损失的决定因素 ,而相关参数对结果影响较小 .

我国老年人口失能判别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影响分析

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测算具有重要影响,而不同数据来源的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以经过模型生命表调整的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所计算的生命表为基础,以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CHARLS数据和2014年CLHLS数据为资料来源,探讨老年人口分年龄失能状况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测算结果的影响。老年人失能率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健康预期寿命及其性别年龄模式。无论是失能的主观评价指标还是客观评价指标,不同数据来源的高龄老人失能率差别较大;CHARLS数据中高龄老人失能率偏倚原因可能产生于调查过程中的系统误差,而非样本规模较小;CLHLS和CHARLS中的问卷访题设计也是影响失能程度判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理论和应用层面上探讨我国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失能水平的差异及其原因,逐步形成共识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健康预期寿命国际比较及中国健康预期寿命预测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由预期寿命衍生而来,是人群保持完全健康状态尚能存活的期望年数,是评估人群健康水平的指标。健康预期寿命既能反映生命数量(长寿水平),又能反映生命质量(健康程度)。世界卫生组织在《1997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呼吁在关心预期寿命的同时更要重视健康预期寿命,随后与健康预期寿命相关的国际研究、国际政策的战略规划逐步推广该指标的应用。目前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健康预期寿命研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本文系统梳理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状况,根据发达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发展特征,采用健康预期寿命年均增加法和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差值法,对我国2020年及2030年健康预期寿命进行推测,为我国制定"健康中国"发展规划提供对策建议。202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9.2岁左右(69.1~69.4),其中男性为67.2岁左右(67.1~67.4),女性为71.3岁左右(71.1~71.5);2030年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为70.9岁左右(70.6~71.2),其中男性为69.1岁左右(68.8~69.4),女性为72.7岁左右(72.4~73.1)。建议将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纳入中国2030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标,建立中国健康预期寿命的监测指标体系。

对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间接估算及评价——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本研究应用直接法(寿命表法)和间接法(模型生命表法)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分别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表明:直接法计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数值偏高,经过间接估算方法调整后,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地区差别非常大。我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缩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地区间差异,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比较

目的了解北京市老年人预期寿命（LE）、健康预期寿命（ALE）及健康预期寿命比值（ALE／LE）的地区性差异，分析高血压对不同地区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样本来自“北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城区（宣武区）、农村（大兴区和怀柔区）≥60岁老年人群，2004年基线调查1847人，2007年随访，由调访员入户调查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程度、职业及年龄构成，以能否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认定功能健康与否，同时进行高血压病史的调查和现场测量血压，应用多状态寿命表IMaCH软件计算各个年龄段不同地区（城市及农村）的LE、ALE及ALE／LE，分析高血压对于不同地区老年人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研究显示北京市老年人的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存在地域差异，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低（文盲占66．2％），体力劳动比重高（占95．5％），与城市老年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地区各年龄组LE、ALE均低于城市，ALE／LE农村则高于城市，女性各年龄组城乡差距较男性明显；农村女性各年龄段正常血压组ALE高于城市，而高血压组则低于城市（以60～岁年龄组为例，正常血压农村女性ALE为24．61±2．08，城市女性为20．56±1．92；高血压农村女性ALE为16．34±1．15，城市女性为18．47±3．78），强调了高血压对农村老年女性生命质量的影响。结论北京市老年人的LE、ALE、ALE／LE存在城乡差异，女性城乡差距更大，高血压则增加了城乡差距，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示了地域因素对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强调了高血压防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