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性数据对刑事案件构成要素外延的补充

传统的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包括五要素说、七要素说、纵向动态和横向静态要素说、信息化侦查要素说等,并且随着学者对侦查实践、犯罪活动规律和特点的思考,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体系已相对完善。然而,随着大数据思维和技术的发展与渗透,学界虽意识到应当将数据要素融入理论体系中,但并未意识到大数据背景下预测性数据的价值。而预测性数据作为由案件本身延伸出的有重要实践价值的信息,能够丰富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的外延,因此,可以遵循现有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构建逻辑,将预测性数据要素补充进原有要素理论。

刑事证明中的预测性算法证据研究

预测性算法证据是由算法将个案与类罪行为模型对比后导出的异常行为数据,可以预测并提示潜在的犯罪风险,通常作为侦查线索适用。但实证考察发现,其亦作为指控证据使用并对法官定罪心证产生影响,同时存在法律资格不明、审查方式混乱无序等问题。预测性算法证据本质上属于裸统计证据,与待证事实的相关性较弱,推理链条不牢固,若直接将其作为定案证据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为了平衡预测性算法证据在刑事证明中适用的积极价值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探讨预测性算法证据的证据准入资格、定案证据资格审查以及证明机制构建等问题,以形成科学合理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审查规则;另一方面,从侦查重心主义视角出发,明确侦查机关对预测性算法证据的初步审查和随案移送等义务,以及对全案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实体真实。

刑事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化路径研究

大数据分析因其准确性、智能性、适配性而被应用于侦查活动中,由此产生的大数据分析结论能否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不可一概而论,唯有区分广义、中义、狭义的刑事大数据证据,厘准证据属性,并在刑事证据场域中厘定大数据证据在证据体系和证据种类中的定位以及影响大数据证据生成的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厘清电子数据、作为间接证据的大数据证据、作为犯罪线索的大数据证据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化的立法路径,为总结性的刑事大数据证据和预测性的刑事大数据证据设置不同的审查规则,将刑事大数据证据循序渐进地运用于刑事审判中并作为定案依据。

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

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立法未将其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间的矛盾,导致理论与实务人员对其定性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先后涌现出司法鉴定说、书证说、证人证言说、电子数据说及新型证据说等观点,也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查办案件的线索,不能将其视为证据。从司法实践应用情况、法律规定及其证明价值看,大数据分析报告具有证据属性。但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等科技手段尚未成熟的影响,对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定性宜将其区分为办案参考材料、鉴定意见与新型证据种类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大数据分析报告取证、质证、认证程序制度建设。

刑事电子数据开示的现存挑战与解决路径探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由于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有很多不同之处,导致开示电子数据的程序适用存在诸多不适宜之处,因此,需要对刑事电子数据开示加以完善。本文首先从司法公正、控辩平等以及诉讼效率三个方面介绍了当前刑事电子数据开示重要的诉讼价值;其次,分析了数字时代刑事诉讼电子数据开示遇到的挑战,包括算法本身的封闭性、数据获取难以及控辩双方算力不对等;最后,在提出解决路径方面,从适当公开算法、引进专家协助以及赋予辩方数据权三个角度出发,推动科技与法律的深度融合,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应对现实挑战并确保公正司法。

刍议计算机数据的刑事证据价值及其地位

计算机数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作用日益显著,但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证据具有视听资料、书证和物证的一些特点而又区别于这几种证据,它完全可以独立于其他证据而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因此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及地位,才能更好地研究、利用这种证据,有效地预防、查证和打击计算机及网络犯罪,而且对其他非直接涉及计算机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也能提供科学的依据。

“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考辨——以2012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调整为背景

"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相近而又容易混淆。前者获得了广泛认可与使用,但缺乏统一内涵,可塑性极强;后者使用范围较窄,2012版"新刑诉"颁布后,其地位才上升到证据立法高度。"电子数据"立法看似微观,实则属于"宜粗不宜细"传统立法思维的延续,其视野局限制约了证据法治的长远发展,"电子证据"已被"两个证据规则"明文确认,出于保持法律体系协调、节约立法成本、准确反映事物原貌等价值目标考量,"电子证据"有再度回归高层立法的可能。

试论电子数据的刑事证据立法问题

电子数据作为刑事证据存在着立法的不完善甚至缺失,已经成为打击网络犯罪的一大问题。为此,各国纷纷加强立法对策,通过国际公约对数据、电子记录等电子证据作了界定,并规定了收集、保全电子证据的方法与手段。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犯罪的专门证据立法,使得理论与实务界对电子数据的刑事证据无法统一认定,因此,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及国际公约,建立我国的电子证据法规。

加密刑事电子数据证据之关联性判断

证据的关联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证据有能力证明案件事实,此为证据能力关联性;二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此为证据证明力关联性。在证据能力关联性方面,加密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搜查范围与加密电子数据信息与案件信息的关联性程度相关。密码与加密电子数据信息宜并列成为刑事搜查的对象。未来立法有必要构建完善的密码提供商协助执法机构义务规则及密码搜查规则以消解加密技术导致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内在冲突。在证明力方面,加密技术将影响司法主体对加密刑事电子数据证据证明力内容的认知,并推动关联性审查判断方法的更新换代。加密技术要求在加密刑事电子数据证据证明力关联性层面以搭建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关联性判断规则为基础,构建中间性事实与司法者背景知识的关联性判断制度。如此可有效消解法庭争议,提升司法裁判的权威。

浅析行政执法中收集的监测数据作为刑事案件证据应注意的几个环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笔者结合日常实际工作中的观察与体会,研究发现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存在信息量少、监测数据合法性得不到保证的缺陷,并进一步提出充分考虑监测数据完整性、增加实验室样品分析的监督和控制措施及证据的互证等相应的对策。

数字正义视阈下刑事证据制度的时代变革与本土重塑

在数字技术与刑事司法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刑事证据制度呈现出证据形式数字化、证据收集远程化、证据存储链条化、证据审查智能化以及事实认定类案化的特征。数字正义是数字社会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评价标准,在刑事证据制度的数字化变革中,数字正义在提高司法效率、配置司法资源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层面获得了价值实现。但同时新技术新应用所导致的证据权利保障失衡化、证据推理过程黑箱化以及证据准入资格宽泛化也阻碍着数字正义的实现。刑事证据制度的数字化变革须在数字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本土重塑,协调好数字变革与证据权利保障的平衡,揭开人工智能算法神秘主义的面纱,规范新型证据严格准入机制,通过数字正义的更好实现促进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制约因素与路径设计

电子数据是指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在互联网、大数据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电子数据已成为相关刑事案件中确定犯罪嫌疑人构罪与否、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然而,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分析,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制约因素,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取证规则相对滞后与取证技术迅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等。为规范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应当作以下路径设计:一是限定合理取证范围;二是确立规范取证规则;三是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研究

以立法目的之差异为区分,我国的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可分为关联性规则和四项排除规则。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项排除规则存在性质不明、应用失序、内容缺失等三方面的问题。基于对已有规定和域外有益经验的总结,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完善既需有解决“硬伤”的整体性思路,也需要克服“软肋”的阶段性应对。

大数据时代下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也有了新的创新突破。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等对刑事证据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司法管理的智能化发展,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治理。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无论是侦查还是物证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对司法系统等进行改革优化,可以辅助刑事证据标准的完善,从而推动整体制度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重塑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具有独特价值,但在数字时代下面临数据难获取、算法不公开、算力不对等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与刑事诉讼整体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相关,但可能给许多重要价值的实现带来不利影响。为此需处理好“顺应时代潮流与坚守本初目的”“追诉犯罪需求与权利保障要求”“司法权行使与企业商业利益”这三对关系,遵循单向开示、全面开示、诚实信用等原则,重塑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赋予辩方阅卷权和数据访问权的双重数据获取保障、规定适度的算法公开、允许辩方就数据处理等技术工作寻求外部专业帮助以提升算力等方式,应对数字时代给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带来的挑战,使其保障辩护权利、塑造诉讼结构、提升司法效率的制度价值得以继续发挥。

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之司法审查

我国当下的法律虽对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有规定,但却未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导致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规则的缺位,使得其司法审查处于真空状态,导致法官对其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未受到法律明确规制。为破解我国刑事电子数据司法审查的瓶颈,剖析刑事证据关联性的理论溯源,以问题为导向考察域外刑事证据关联性审查的先进经验,耦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实况。立足于检察官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其司法审查规则、审查程序及权利救济等维度,完善我国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审查制度。消弭捕诉合一视域下侦检一体化可能造成的刑事电子数据关联性司法证据审查的“弊病”,提升刑事电子数据审查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论刑事侦查中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

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是刑事侦查中一种特殊的证据收集措施,是由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交与案件相关的电子数据,与搜查、扣押措施相比,它能更有效地、迅速地获取电子证据,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但是其适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提交令措施是该公约缔约国设置本国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的最低立法标准,通过将其与我国的调取证据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刑事司法领域自动化决策的风险与规制

自动化决策在中外各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已有广泛应用,其原因在于自动化决策符合刑事司法预防和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案件公正办理的需求,也有相应的观念和技术条件予以支持。然而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可能带来准确性不足、公正性偏离和机械性三方面的风险,应采取措施对自动化决策进行规制,以达到补足准确性、保障公正性和消解机械性的效果,实现自动化决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