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对预算参与权的保障对策研究

预算参与权是公众参与权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延伸,其充分行使有助于推进预算民主、促进预算公平、制约预算权滥用、预防行政腐败。目前,吸收公众参与预算只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改革实践,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不管是宪法还是预算法,都缺乏对预算参与权的刚性保障。从实践的角度看,现实中存在着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乏力、公众监督不足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从立法层面完善预算参与权保障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宪法上确立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和行动方向,在预算法上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要从实践层面强化基层人大的实质监督和公众监督,让人大代表和民意代表形成合力,能够约束、制衡政府的预算行为,推进预算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从而实现财政领域的善政和善治。

论公民的预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民的预算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与方式参与预算事务的权利。确立并保障公民预算参与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公民参政议政,促进预算公平,实现人民主权,而且可以有效启动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民主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公民预算参与权的保障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参与途径缺失,救济渠道不畅。因而公民预算参与权在我国的实现,不仅需要健全相关立法,而且需要完善参与途径,疏通救济渠道。

纳税人预算参与权规范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财税法权利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将权利适用范围从税收征收阶段扩展到税收使用阶段,以回应纳税人对税收使用过程进行监督的诉求。纳税人预算参与权可以看作是运用预算运行机制承载这一扩展趋势的产物。该权利目的在于实现纳税人用税监督的诉求,其权利属性具有复合性特征,其权利救济在司法程序的适用上存在有限性。纳税人预算参与权由此呈现出相对于一般权利形态的特殊性,这可能引发是否有必要将该种权利纳入预算法规范化层面、其规范化价值何在、规范化的可行路径如何等疑问。应当重新审视纳税人预算参与权在彰显预算法价值追求、调节预算法运作轨迹、协调预算法制度冲突与建构预算法收支桥梁中的规范化价值;同时,伴随着纳税人对预算事务的关注度提升、国家治理方式对财政预算作用的日益重视,纳税人用税监督的利益诉求越发凸显,既有的财税权利体系无法全面涵盖这一利益因素,因而,有必要通过纳税人预算参与权的规范化回应实践发展要求。基于此,可从权利形态的具体规定、义务规范的分类设置、问责机制的拓补完善方面,寻求纳税人预算参与权规范化的实现路径。

预算参与权: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

预算是政府最重要的决策过程之一,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行政活动,处于行政活动的核心地位。基于预算过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传统观念通常将预算认为是国家或政府单方面的权力行为。而随着"公共财政"理论的出现,抛却专业技术的外衣,预算在本质上乃是政治过程的一个核心,处在政治过程的中心,处理的是一系列的利益关系。因此预算参与权也就应属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范畴,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最终实现需要具备法律、技术和程序三个方面的共同保障。

公民预算参与权的司法保障研究

公民预算参与权是公民参与权在公共预算领域的延伸,其行使有助于发挥基层民主效应,加强对预算的监督,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目前人大和行政机关对公民预算参与权的保障严重不足,为此需要通过司法救济予以弥补,主要的措施是确定预算法的可诉性,使预算争议能够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防止政府预算权的滥用;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积极探索适合社情民意的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

地方预算参与的法治进路

相对于预算法层面的制度缺失,预算参与在地方的法治化探索中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发展格局,形成了预算决策参与、预算执行参与和预算问责参与三种法治进路。地方在自发进行制度创新方面显示出能动姿态,提供了完善预算参与法治建构、实现预算治理与预算民主理念的经验范本及具体途径。但是,地方预算参与法治进路也面临因外部制度障碍与自身局限带来的运行限度。要克服法治改革固有的路径依赖,扩展地方预算参与的制度经验,还面临诸多困境。在发挥地方驱动制度变迁的优势基础上,预算法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整,克服预算参与的制度创新障碍、确立统一的预算参与权利依据并推广预算问责参与法治化。

劳动密集型及中小微型企业的财税法倾斜保护

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进程中,对劳动密集型及中小微型企业财税法倾斜保护,有利于实现法的公平及秩序价值。在继续巩固、规范财税法律倾斜保护的基础上,推进财税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倾斜保护向财税法规规章倾斜保护转型。在此转型中,应当建构和完善劳动密集型企业预算编制参与权、中小企业优先交易权及小微型企业税收优惠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