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功能、预算规制与预算授权——追寻《预算法》修订的法理基础

费时经年、至今尚未最终完成的我国《预算法》修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础法理方面的共识依然相当欠缺。在这种情况下,修订工作不仅难以抓住要害,而且易受权力之争的影响,从而导致这部"财政宪法"无法获得法理基础的深度滋养。本文认为,唯有遵循《宪法》确立的预算授权框架并在新《预算法》中对其作操作性建构,确立基于预算授权的预算规制在政府财政事务规制中的最高地位,才是对法理基础的真正回归,进而为充分激发预算制度的潜在功能和最终产生一部高质量的《预算法》提供可靠保障。

财政支出市场化及其预算规制研究

财政支出市场化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的过程,其典型方式包括资本化运作、服务购买、投资合作、财政激励与消费者补贴。相对于传统的在政府内部完成资金配给与流动过程的财政支出方式而言,财政支出的市场化呈现出多方承担成本、不完全契约连结、参与者策略行动与开放环境下运作的特点,在预算规制方面面临成本核算的信息基础不准确、中长期财政规划的时间维度缺失、支出规模控制的目标指向无法实现、预算控制的边界范围不明确、支出运作的透明度不高等现实难题。有必要借鉴国外财政支出市场化运作中的预算规制经验,促进我国财政市场化支出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结合,并完善其预算运行机制、风险防范机制,增强支出的透明度。

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预算规制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当中,既包括税收法律法规设定范围之内的制度性税收优惠,又包括国务院及财税主管部门依法制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具备激励性、照顾性、区域性和产业性等特性,更肩负着诸多职能作用。为了确保税收优惠政策价值的有效发挥,同时确保其预算规制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出税式支出的规模及结构,国家规定所有规范税收、非税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均由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统一制定,相关预算规制则需要根据税收优惠政策及其计算方法进行测算。本文首先阐述了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归属,之后针对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预算规制进行了相关探究,希望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政府消费券谈中国应急财政支出管理

政府消费券作为公共服务的契约式供给,因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财政资金)与适用时期的应急性(短期性)归属于应急财政支出管理范畴之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政府消费券发放,无论从实体的完整抑或是程序的公开性均存在缺憾。究其根本,反映出更深层面的应急财政支出管理的制度积弊。其中,实体问题体现为应急成本分担缺位、资金与预算安排缺乏关联、责任的分散性与模糊性、规则冗杂缺乏系统;程序问题则暴露于重过程轻结果的程序失衡、应急管理体系的临时性等。为实现从财政支出层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应正视前述问题,从实体和程序视角分别对主体、资金、规则、责任等内容形成回应,以期与财政公共性、法定性原则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