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防司法的法理及其系统保障

预防司法要求司法追求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并积极发挥规则形成功能,立法应促进和便利人民使用公证制度,拓展其运行空间。中国司法实践中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预防司法的生动体现。调解在解决纠纷的彻底性和修复当事人受损关系以抑制潜在纠纷方面具有制度优势,高度契和预防司法的追求。

论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由补救性司法向补救性与预防性司法转变

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系指由补救性司法的单一性结构向补救性与预防性相结合的共生性结构转变的过程。环境风险与生态破坏的长期潜伏性使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司法救济与规制变得愈发紧迫。在矫正正义观念、原告主体资格、相当因果关系与科学不确定性等理论的束缚之下,传统的补救性环境司法体系难以应对欠缺时空具体性的生态环境风险,只有在补救性司法的基础上融入预防性环境司法的理念与机制,环境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救济。在能动司法、风险社会与预防性正义等理论支撑下,预防性司法得以回应理论质疑、取得规制环境生态风险的手段正义性。应当从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风险救济能力、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嵌入预防性救济功能等方面实现环境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扩张原告资格、设定弹性管辖、放宽受理条件、延展启动时机、建立被告资格审查机制等方面实现环境行政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设立生态环境危险犯、生态环境过失危险犯,将损害生态环境法益预备行为入罪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回应型法语境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运行的困境及其破解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承载着不同于普通民事权利的社会公共利益。推行以诉讼为手段、预先保护为目的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进步。该制度内生于司法实践,引领保护思路由“损害修复”转向“风险预防”,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实现代际公平、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目前,该制度的运行尚不顺畅,一是受环境风险本身复杂性、评估鉴定专业性强等因素影响,环境公益保护诉讼案源线索少,二是部分诉讼程序立法阙如、一些司法指引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核心要素“重大风险”认定困难,立案受理、证成逻辑、司法裁判往往因此陷入困境。“回应型法”理论中的主体参与、目的解释和司法实现方式等观点运用于社会治理,具有突出优势,其契合构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范式需要,有助于破解上述现实司法困境。

新时代能动司法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新时代能动司法建设以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主动应对现代社会风险为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形成长效机制,才能让能动司法跳出“运动式治理”周期律。应当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五大战略布局,在公私法合作理论指导下,针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领域重大风险治理问题,以风险的“预防—救济”一体化为目标,探索司法制度创新和司法能力建设。其重点包括:以正当程序为依托完善公共政策转化机制;以司法确认模式创新为重点健全诉源治理体系;以小额多数消费侵权诉讼为切口探索建立现代集体诉讼制度;以培育法官程序思维为抓手促进司法能力现代化。

论中国“双碳”目标的司法保障

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仅凭现有的围绕“双碳”目标的政策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借助司法力量来助推“双碳”目标。目前面向气候变化领域以及涉碳领域的司法保障尚有空缺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司法能动与预防的价值理念不足,以及面向气候变化及涉碳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存在空白。应通过落实司法能动理念、健全司法预防价值及推进相关领域立法,完善面向“双碳”目标的法治保障,推动“双碳”目标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我国职务犯罪司法预防之探析

我国职务犯罪司法预防的主要问题在于：罪刑平等原则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以罚代刑”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没有严格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注重功利目的实现而忽视执法的严肃性；审判的及时性、公开性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司法业务指导工作仍需加强。为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应坚决贯彻罪刑平等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确执行惩处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加强司法解释、司法指导工作。

从司法预防视角谈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思路

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特征应是行为督导、生活扶助,强制无偿劳动和对被害人损害赔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国家司法行政系统应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落实公、检、法等部门的职能联动,并利用和保护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由于社区矫正的难点在于本身制度化程度不高,矫正方法有待逐步完善。

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的价值实现及其路径完善

在预防性法律制度的提出与兴起、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和公证领域的“放管服”改革等多重背景下,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有着公证本身的特殊优势和实践发展的支持。为完善公证制度向预防性司法制度的转变,应以《公证法》修改为契机,厘清公证员的法律定位、转变公证的责任形式、固定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畅通公证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途径,以期进一步提高公证服务质量,拓宽公证服务领域,激发公证制度的内在活力。

职务犯罪的司法预防

职务犯罪是当前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普遍关注的犯罪之一。打击职务犯罪并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是 2 1世纪党和国家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司法预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核心。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司法预防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打击力度 ,从而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

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司法预防

司法预防措施,是最后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预防措施。公安、检察、法院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还要明确与司法预防相关的法律规定的监护职责问题。

美国的《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及身份罪少年的非监禁化

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是继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之后,美国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重大变革的一项联邦立法。这项立法主要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非监禁化;转处和正当程序。其中身份罪少年的非监禁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司法预防的新探索

少年司法工作,沿袭一般刑事司法制度,着眼点放在事后的处理上,即对青少年已有违法犯罪事实出现后,再由少年法庭来处理,这是一种“追究型”的制度。我们认为,少年司法制度不仅要搞”追究型”,还要有一定的“预防型”,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不仅要抓事后处理的科学性,同时要注重预防在先,从早抓起,抓苗头、抓倾向,防患于未然。要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作为少年司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使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真正实现综合治理的目的。从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看,许多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逃学、逃课、轻微违法,然后发展成为犯罪,如能在一定的危险年龄阶段,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教育、防范,就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基于此,海宁市人民法院在建立少年审判庭后,除了精心审理好少年犯罪案件、少年保护案件外,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我们借鉴国外和境外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经验,结合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把少数有犯罪倾向或违法行为的少年列入司法程序来解决,开创了对“虞犯少年”、违法少年的教育案件的审理。

解构重罪预防令:严重犯罪程序化控制的英国经验与启示

在预防性司法崛起的背景中,英国《严重犯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重罪预防令。重罪预防令,就是由法院签发的,可以禁止、限制、干扰相关个人、企业、团体参与严重犯罪的法令。重罪预防令改变了以警务为中心的传统犯罪防控理念,构建起通过程序法的犯罪控制体系,规定了法令启动、执法机关措施保障、法令变更与解除、当事人上诉及违反法令的程序性后果。侦查机关、检控机关与审判机关在犯罪防控中的角色与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重罪预防令在实践中充满争议,需要进一步评析;同时也对我国刑事禁止令及其预防性司法体系的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情境预防在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都经历了违法犯罪高潮，在司法预防、社会预防效果不佳的背景下，情境预防理论应运而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一向对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比较重视，而对情景预防关注不够。虽然在犯罪预防实践中，已经有了一些情景预防的做法，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

试论刑事一体化模式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刑法学尤其是犯罪学中的一项重要命题,对犯罪预防的研究一直都为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所重视。而且,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也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重要环节。要行之有效地进行犯罪预防,最重要的莫过于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刑事一体化主要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犯罪和刑罚问题的刑事法研究思路,这种思路付诸于司法实践就要求综合运用刑事法所涵盖的诸多学科知识全方位、多角度地对犯罪和刑罚做出整体的透视,以期获得全面科学的认识,其中就必然包含了犯罪预防方面的内容。

谈我国社会治安与情境预防

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社会治安方略,但在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新时期,上述方略逐渐在实践中暴露出不能很好的抑制犯罪的各方面问题,而情境预防正逐渐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目前的治安形势表明,情境预防也应该在我国社会治安防范体系中发挥必要的作用。

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论

迄今为止,对于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内容的探讨还不多,尤其是在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含义的界定上。人们往信根据自身对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的不同理解来探讨其内容,导致关于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原则很不统一的局面。根据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以及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确立了四大基本原则:双保护原则;预防为主、减少司法干预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共同参与。

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样态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公证制度体系正在经历由传统证明制度向现代预防性司法制度的转型。公证的职能地位正在由单一证明活动向服务、沟通、监督、辅助司法事务多重综合职能转变。这意味着公证不仅是证明事实的真实性,还会在预防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研究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样态,不仅有助于推动公证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拓宽公证服务领域,还可以提升公证服务质量。

轻罪治理的刑事一体化限制路径

轻罪治理的惩治效果与复归效果同等重要。广义轻罪概念包含立法轻罪(典型与非典型)与司法轻罪。轻罪的刑事一体化治理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刑法内部的解释论限制机制;二是整体刑事法视野下,实体“严”到程序“宽”的过滤机制;三是统一法秩序内刑罚附随后果的轻缓化。立法轻罪的治理应坚持刑法解释的保守性立场,考虑规制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区分规范保护目的,合理运用行刑衔接。基于恢复性司法观念,轻罪治理以发挥司法程序的教育规训功能为关键。在程序上相对不起诉的机制完善以赋予检察官更大的需罚性判断权为路径,并以综合施策构建多元非刑罚治理方式为条件。轻罪治理最终指向的是塑造、恢复行为人的规范认同意识,促使行为人顺利复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