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辛之预防性责任理论品评——读《德国刑法总论》(卷一)

罗克辛教授在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目的理性(功能性)刑法体系中对责任理论作了创新性发展。在其责任观中,他一方面将预防必要性引入到责任范畴,使传统意义上的责任与预防共同作为刑罚发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强调责任原则对这种双重预防刑罚方案的决定性限制作用。该理论在推动责任概念向实质性方向发展方面有其特有价值,但也存在架空责任概念的风险,对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受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影响,我国不宜将预防观念引入犯罪构成之中,但在刑罚量定阶段应当借鉴德国幅的理论的通说,在量刑过程中贯彻责任主义。

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路径

表达主义强调刑事立法明确特定保护法益的重要性从而具有引导个人行为选择和刑事司法实务导向的回应性功能,这解释了《刑法》第17条第3款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并反映了对实施了严重暴力涉罪行为低龄未成年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不过,由于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处于更新发展的初始阶段,《刑法》第17条第3款应采取功能性扩张适用路径。该路径以特殊预防必要性的规范目的为指引,在概括性实体条件要素解释和核准追诉标准把握等方面依法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导向。关于该路径的具体把握,应坚持“最严重的罪行”“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和“最谨慎的核准追诉程序”的总体要求,并遵循四步骤逐项检验的操作规程。

利用规则漏洞致害行为刑法评析

由于制定者的过失导致规则不周密,行为人加以积极利用致人损害,违背被害人的真意,该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规则漏洞不是被害人过错,但对于他人违法犯罪行为动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从而可以降低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责任程度相对较轻。在处理规则漏洞案件时,法院应当遵循依法独立判断犯罪构成要件和充分考虑预防必要性原则,进行实质判断。

论递进式罪数判断方法之提倡——以想象竞合犯处断原则之重构为例

罪数判断标准是罪数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展开罪数论其它内容的前提。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罪数判断标准的争议非常激烈,存在诸多学说,但这些学说要么内容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要么考虑的因素过于单一。因此,主张将罪数判断分为犯罪成立与犯罪处罚两大阶段,并以一种递进式的方法依次进行触犯罪名数判断、法益侵害性判断、处罚必要性判断,逐步揭开犯罪的罪数本质并确定处断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于罪数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与罪数本质,应当修正以往一概从一重罪处断的简单方式,依据前述递进式的判断方法重新分析其罪数属性,从而视情况将想象竞合犯分别划入实质一罪与科刑一罪,从一重处断或从一重从重处断,极特殊情况下则数罪并罚。

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

作为对我国近年来发生争议的热点案件的一个理论回应,需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提出。我国目前的犯罪论体系均是以应罚性为中心展开的,缺乏对需罚性的判断,从而带来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犯罪论体系须认真对待刑法体系内的应罚性与刑法体系外的需罚性。从理论上,需罚性就是从刑事政策或宪法上判断有无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是以预防的必要性为理论根据架设起刑事政策或宪法与刑法体系之间的桥梁,具有兼顾体系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合目的性。同时,将需罚性导入我国犯罪论体系具有立法与司法基础,与我国实定法之间具有融贯性。我国应当建构应罚性与需罚性并重的犯罪论体系。

违法认识可能性理论的检讨与反思

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成立的责任主义基础,不过,违法认识可能性判断依然缺乏规范性与明确性,为缓和违法认识可能性导致的司法紧张,需要通过预防必要性进行缓和。在大陆法系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下,违法认识可能性的体系地位对正当化事由、保安处分及规范责任论构建等内容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违法认识可能性应该是故意要素。违法性认识是可谴责性的意志表现,是对整体法秩序的反对或轻视。规范要素与事实要素的区分具有相对性,需从形式依据、实质依据、政策依据等维度进行判断,并对两者的区分标准进行完善和细化。

违法性认识体系地位争论之否定——兼谈违法性认识功能定位

违法性认识应确定为刑法违反的意识,不以认识到可罚性为必要。同时,不能以实质违法性为桥梁而将其与社会危害性认识等同。在犯罪成立上,作为考察对象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消极责任要素,具有贯彻责任主义和实现预防必要性的双重功能。在我国语境下,违法性认识体系地位争论表现为犯罪构成内外之争。这一争论导致违法性认识在事实评价上缺乏完整性、在概念内涵上无法与本土概念相兼容、在法律效果上呈现出两极化倾向。因此,提前预设违法性认识存在平台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在违法性认识问题上,不应过分执迷于对体系地位的探索,而应当重视双重功能的发挥。违法性认识错误可避免与不可避免的分类为违法性认识双重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的实践进路。

试论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与真挚性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依据在于其违法性及与之相应的有责性较既遂犯减少,且不具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中止行为与未既遂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上述依据的成立不起作用,"有效性"要件仅应强调原犯罪未既遂。特殊预防必要性的丧失,要求行为人在自己的中止行为本身不足以防止结果发生时充分利用能力范围内的各种有利条件,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体现其具有充分的回归合法性的意志。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犯罪的双层归责模式构建与罪责判断

刑事合规在本土化过程中呈现出适用边界分歧引发罪刑法定困惑、激励效果分歧弱化实践理性、论理范畴失焦稀释制度效能等问题,这不仅源于刑事合规的中外面向差异与本土化诉求,更在于作为刑事合规配套机制的单位犯罪归责立场混乱。既有学理围绕单位犯罪衍生的行为人归责模式与组织体归责模式均存局限,应因循并合主义思路进行单位犯罪双层归责模式构建,以实现罪责研讨范式上存在论与规范论的有机融合和单位犯罪归责逻辑的接续递进。以双层归责模式展开单位犯罪罪责判断,有助于单位犯罪二元罪过形态的合理证成与准确界分,以及单位犯罪入罪向度上的分离追诉,出罪向度上刑事合规实践性问题的解明。

正当防卫司法纠偏的刑事政策视角

近来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也吸引学者对此展开教义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存在问题导向意识不足的问题。必须明确造成正当防卫司法认定偏差的原因:不仅在于理论构建不足,更多的是司法实际采取以'维稳'为主要思想的实际政策违背了刑事政策的正当性基础。而且正当防卫具备实质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教义学的理论建构注定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必须在刑事政策上进行突破。当前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中将非预防性因素、民事预防手段纳入进刑事政策范围内,对此必须进行修正:在司法理念层面,必须建立正当防卫的预防必要性判断机制,明确刑事政策之规范内涵、澄清正当防卫的预防内容并恪守谦抑性要求;在方法论上,进行以预防必要性为核心的纠偏尝试,对此可以在证据规则、过当标准与防卫前提内涵上进行改造,并效仿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在正当防卫上建立背离报告制度。

论作为功能性概念的量刑责任

理论通说一般借助犯罪论中责任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量刑责任,但无论是理解责任的基础,还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量刑领域内的责任并未由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内涵。事实上,受刑罚目的的影响,量刑领域内的责任是从可比较性和量上,对犯罪论中的不法和有责进行了功能性调整和差异化处理,因此量刑责任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功能性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从可比较性和量上,量刑责任对各种情节进行了严重程度的阶层性判断,从而使国家动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量刑责任融合了不同的刑罚预防目的,从而满足了责任刑罚中对预防必要性的考虑。

被害人谅解影响定罪量刑的实体法分析

根据国内外相关法律规范总结分析,被害人谅解可能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实体法本质是刑事责任减免的情节。事后的谅解行为无法改变已经完成的构成要件,只是影响可罚性进而影响责任的要素。被害人的态度和行为对于行为人责任的影响源自被害人地位重新崛起的背景。被害人谅解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刑法保护的被害人刑事处分自由的法益和其他法益之间的衡量,具体根据则在于报应前提下的预防必要性。

网络平台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考虑到网络平台的安全和利益,刑事合规作为网络平台的内控机制具有豁免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作用。刑事合规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正当性来源于责任层面存在着犯罪预防必要性。根据网络平台义务范围内容的不同,可从轻微罪责和社会道德两个标准对刑事合规的犯罪预防必要性分别进行评价。另外,由于网络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后果通常是人们难以控制的,刑事合规通过赋予网络平台更多注意义务能够提早对犯罪行为进行警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犯罪构成视域中的“民意规范化”简论

民意的流变性、情绪化、耗散性特征决定了民意的虚妄,而经过过滤、改良后的民意——"公意"却可以作为反映社会情势的晴雨表,附着于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之下,在相对罪刑法定的阈限之内,调和、弱化甚或消解"法"与"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平抑刑法体系之逻辑自洽性与功能自足性之间的落差。在域外刑法语境下,民意可经由程序补足与民意→公意→刑事政策→规范体系的机能主义→预防必要性的理论进路实现其规范化;在中国刑法语境下,民意可经由民意→公意→刑事政策→平面四要件体系→定罪情节的法理路径以完成其规范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