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展开--基于典型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出于全面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的功能不应止步于救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应当演进为预防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起典型案例揭示了预防性公益诉讼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及制度化需求。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应关注“重大风险”认定、预防主体和预防目标三个核心问题,并且在界定和识别“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规则;在明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和行政机关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性公益诉讼中的预防功能、诉讼程序优化;明确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目标。把握住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也即“预防什么?谁来预防?预防至何种目标?”才足以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全方位构建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面向不确定性: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规则反思与重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分析典型案例发现,侵权要件式证明责任规则预设并不能够适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生逻辑有一系列不确定性,其事实认定模式是风险控制型而非传统回溯型。这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需要面对和处理特有的重大风险不确定性,具体包括重大风险的定义、重大风险的发生、重大风险的承担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和消减不确定性,未来从概念、方法和规则方面入手,采取从严限缩解释重大风险的定义、培根式概率评估重大风险的发生、经验规则认定重大风险的承担等方式重构证明责任规则。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越位及矫正

风险社会促使环境司法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单轨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司法权规制环境风险的唯一路径。我国立法现状造成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监督矫正职能、与环境行政执法重复处理等功能越位的制度窘境。“单轨制”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进一步导致风险规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失衡。因此,为了矫正“功能越位”的制度困境以及平衡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路径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矫正。

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多采用事后救济模式,以损害结果为立案依据,整体上呈现出滞后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基于此,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的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从提出问题、难点剖析、路径探索3个方面探析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风险预防的治理新模式,以期拓宽湿地保护的司法路径,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探索与实践: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路径研究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无救济”的一般侵权原理,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移至事中甚至事前,这对提升司法能动性,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通过进一步阐析这一诉讼制度的法理价值,分析其现状及实践困境,试图从转变司法理念、完善法律规范、拓展案件线索、构建配套机制和提升专业化水平的路径上予以破解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以期实现生态环境的源头性保护。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风险视域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理路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损害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背景下,对环境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刻度盘理论,构建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框架,同时结合“绿孔雀案”等案例,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阶段尚存在起诉条件不明、举证责任不清、制度衔接不畅、责任承担方式不适等问题,为此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从“重大”和“风险”两侧面区分起诉条件;依诉讼对象不同分类型具体调整举证责任;理清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内外部程序顺位;将环境禁令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完善进路

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环境污染风险,是新时代对环境法治提出的新命题。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层面有效应对环境污染风险、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规制手段,在民事领域已有预防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但在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均处于“缺位状态”。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具有现实、法理与司法层面的必要性,但目前面临着专门性法律缺失、地方性立法散乱和司法实践乱象丛生等困境。基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功能定位,完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体规则的路径在于,明确环境污染“重大风险”的概念、区分被诉行政行为类型、健全举证责任规则、完善配套制度保障、完善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范等。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规则的构造——以“重大风险”的解释为中心

“防患未萌”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处理环境风险的有效路径,但证明规则的相对空白阻碍了诉讼实践的推进。因此,应构建和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独有的证明规则,实现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前瞻性功能:将证明对象“重大风险”状态拆分为“风险”与“重大”标准加以具化认定,同时以“规范说”为基础辅之以对原告的证明责任减轻——通过初步证明材料等基础事实推定因果关系来分配证明责任,此外还需围绕“重大风险”展开之风险行为、“重大风险”状态及因果关系等不同构成要件事实做出“高度可能性”或“较大可能性”等相适应的证明标准。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必要性探究——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为切入点

新冠疫情的流行充分表明当代社会充满风险,环境风险是其中的重要一种。预防环境风险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虽然我国为预防环境风险,也建立了相应的防范体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事后救济仍是应对环境风险主要的方式;而目前各类环境风险在不断增加,现行环境公益诉讼救济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文章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未做环评先开工”和“形式环评”典型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两类问题的背后原因进行剖析,引出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并从回应现代风险社会需求、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三个方面进一步阐明建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提出将行政机关的预防性行政行为纳入其中,由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充分运用司法审查监督的功能,从源头上对环境风险进行预防,提高应对环境风险能力。

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刍议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侵害”并未涵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和地方立法已出现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该制度。从行政诉讼类型和诉讼制度相融性出发,可知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诉讼、现行行政公益诉讼差异较大,故此不宜在《行诉法》中规定,应当在法学界呼吁制定的《检察公益诉讼法》中单独规定。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与适用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在于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虽然规避了传统侵权法事后救济模式带来的弊端,但存在请求权基础不明确、司法权与行政权交叉以及“重大风险”认定难、举证规则不合理的现实困境,其预防性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为了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应在明晰预防性诉讼的执法诉讼本质、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交叉、明确预防性诉讼请求权基础的前提下,增设前置程序和完善禁止令制度,明确“重大风险”认定主体和认定标准,区分未然型预防诉讼和已然型预防诉讼。在此基础上,优化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完善“重大风险”认定体系,合理分配预防性诉讼举证责任,构建以行政执法为主,司法监督兜底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范体系。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与规则构建——基于指导案例173号、174号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预防原则在生态环境司法层面的重要体现,准确定位该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并对具体规则加以完善,有利于健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基于指导案例173号和174号对该制度展开实证研究,得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预防生态环境风险、实现法律规范目的、弥补行政执法不足、形成环境公共政策等法律功能;在功能指向下,结合现行法律规范和指导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应当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规则作出完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功能定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亦是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手段。其中,整体系统观是研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视角。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碳排放环境风险,是新时代对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出的新命题。以整体系统观视角观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监督执法之诉缺位、传统行政执法僵化与补充救济之诉不明之困境;其应然定位从前端、过程与末端三个层面出发,明确各自重心,分别为督促执法、促进互动与补充救济。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重大风险的认定探析

司法上对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出民事公益诉讼属于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诉讼中的“重大风险”内涵不清楚、认定主体不明确、认定路径模糊等都让相应司法实践遇到阻碍。对此,本文针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分析,试图对于环境重大风险认定进行探究,以找出能够确保相应司法实践有效开展的方法和思路。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论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现行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仍属于一种事后救济类型诉讼制度,难以达到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救济的目的,必须建立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补充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侵害行为尚未发生或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但尚未造成损害事实时,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达到预防危害发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范围、提出时机、诉讼程序、裁判形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论预防性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具体推进

我国行政机关在执法层面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针对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事前预防远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对此,检察机关应切实发挥其监督职能和诉讼职能,秉持"风险预防原则"的理念提起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提起此类型诉讼时面临法律依据空白、救济对象难以认定、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匮乏等问题,基于实践需要,需明确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求,规定法律依据,构建程序保障机制,以及探索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