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预防性法律制度下的“枫桥经验”:时代特征与发展方向

预防性法律制度下的“枫桥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枫桥经验”体现更多法治属性:讲法说理进一步强化,法律权威得到体现。体现更多可实施性:“枫桥经验”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得以提高。预防性法律制度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展现三个发展方向:一是预防为主得到更加鲜明的彰显;二是“枫桥经验”的规范性、确定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三是“枫桥经验”的权威性得到增强。

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内涵诠释及其实践进路展望

预防性法律制度是聚焦前端治理、风险预防和非诉化解纠纷的专门法律制度体系。其运行原理在于通过法律健全组织结构,夯实预防的基础,确定程序方式,增强预防的可操作性,立足持法达变,应对基层治理中多变的形势和问题。推动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立法,二是优化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适用,三是推动预防性法律制度与社会综合治理深度融合。

预防性法律制度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之融合路径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化解基层治理矛盾具有现实意义,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和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有效融合,通过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将权利话语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并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成熟的制度转化为预防性法律话语三方面路径实现有效融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论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属性--兼论预防性法律责任的生成

我国现有产品召回制度的相关规定表明,将召回作为一种法定义务来理解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产品召回制度是因应现代社会需要而建立的,并非是传统理论和制度推演的产物。着眼于现代风险社会的特点,在传统的补偿性法律责任和惩罚性法律责任之外,确立预防性法律责任既符合现实需要,也是对法律责任体系的充实和深化。产品召回制度应当作为一种预防性法律责任来理解和完善。

遏制恐怖分子跨国流动的预防性法律机制研究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及其嬗变使各国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流动性以及暴力危害性升级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第2178(2014)号决议作为因应恐怖主义活动流动性问题的靶向性机制,将人员跨国流动规范融入国际反恐领域,搭建起两者关系交互的“结构性”安全框架。遏制恐怖分子跨国流动的预防性法律机制包含三大进路:基于“法法衔接”方法构筑总体安全战略,实施边境管控阻断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将人员跨国流动行为纳入可罚性的犯罪预备行为范畴。由于国家扩大或更积极地行使预防恐怖主义的行政权与刑罚权,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形成对垒。预防性机制不应是国家安全政策的非理性扩张与反恐工具性价值取向的膨胀,须遵从法治并恪守国际人权标准的边界。

合规计划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规制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一项预防性法律规则,通过影响和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从根源上约束和改变企业及员工行为,合规计划不仅推动了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由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而且促使企业犯罪的规制模式从外部规制转向自我管理,同时也更加聚焦于通过激励而非威慑的规制策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和犯罪预防。从各国的实践进路来看,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合规计划在重塑企业犯罪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企业犯罪预防和规制话语的刑事法表达。因此,我国在推进合规法律实践过程中,有必要确立通过刑事法激励企业主动实施犯罪预防与自我管理的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并建立以刑事法为主导的预防性法律规则体系,从而实现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和预防。

预防性法律制度的理论阐释与体系构建

预防性法律制度的提出源起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在对"枫桥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制度实践和理论提升。核心要义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发展与安全利益,事先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影响发展的重大安全事件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的发生。预防性法律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自适应性的制度,是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预防性法律制度应采取"分级预防模式",构建和完善前段、中段、末段预防相结合的立体式预防体系、多层次的预防法律制度体系和多元主体参与的犯罪预防机制。

从边缘走向中心:美国高校法律顾问角色与职能演变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领域法律服务需求市场的扩张,作为一种职业的高校法律顾问开始在美国兴起。从被动应对诉讼案件以及联邦与州政府的规制到主动开展法律规划,从效率机制走向合法性机制的历史发展表明,美国高校法律顾问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美国高校法律顾问作为合作者、促进者及合规监督者的角色不断强化,而“预防性法律”也逐渐成为高校法律顾问的基本职能。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法律场域的形塑,推动法律顾问制度从外部嵌入走向内生需求,超越高校法治建设中的“旁观者”定位,是我国高校法治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与现实挑战。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极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诉源治理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具有不可避免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呈现出高发性、多样化等特征。在我国员额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案多人少”的现象比较严重,大量矛盾纠纷充斥于法院,使得法院的审理负担愈演愈烈。为此,在诉源治理的大背景下,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现实需要。本文将从诉调衔接机制、多部门联动机制、解纷功能市场化、法院角色定位、预防性法律制度、民间法等方面对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方案,为及时、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社会走向前端防范的犯罪治理转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是一部面向电诈犯罪治理的急用先行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其针对电诈活动涉及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等关键环节,将电信业务经营者、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三类市场主体设定为反诈看门人,在通信治理、金融治理和互联网治理三个层面明确看门人的犯罪控制义务,搭建起“国家—市场主体—用户”的双层治理体系和基于看门人规则的前端防范模式。在其制度框架下,反诈看门人对犯罪控制义务的日常性履行成为前端防范模式的实现路径。这一立法设计推动了智能时代犯罪治理从事后回应到前端防范、从直接打击到分层管控、从运动式治理到日常性治理的模式转型。

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诉源治理的实施进路研究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与发展,不仅是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方面,更是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的重要抓手,对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诉源治理推行至今,各地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各具亮点的地方模式,但存在着诉源治理具体职能目标模糊、诉源治理资源分置不当、主体定位不清、当事人程序选择权难以落实、诉前多元分流不足、诉非衔接不畅等在基本共识、规范化及实效性上的诸多问题。寻找诉源治理的理念共识,塑造系统的制度逻辑成为必须,通过建构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基本格局,明晰目标职责,优化资源配置;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与非诉解纷体系建设,强化前端化解、多元分流;进一步规范诉非衔接程序,提升诉非衔接的制度价值。以人员配置、经费保障与示范推进等保障机制可以促进诉源治理的规范化与实效化。

深化公证机构体制改革 激发公证制度潜能活力——访湖南省司法厅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严思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公正制度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充斥着各类风险的风险社会,如何“防患于未然”,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议题。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延续了工业时代传统的面向确定性的规制路径,结果主义导向的立法模式在应对变动中的社会表现乏力,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其背后的认知逻辑是,预防胜于补救。这意味着打破对确定性和机械因果论的迷恋。将未来引入到现在,需要在公共安全领域形塑“回应型法”,并建立预防性法律制度,推进“风险评估—预警—预控”一体化机制。纾解不确定性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应秉持历史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原则。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是为了应对紧急事件。这类法律由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军事法规等组成,规定了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状态,致力于建构专业化大分工基础上的综合统一体制。在实践中,应急预案取代了法律法规,成为紧急事件治理的基本规范依据;政府和武装力量处于主导地位。中国非常法律基于必要而形成,其适用具有临时性,主要内容具有授权性和预防性。非常法律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衔接,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基本法,完善非常法律的各项具体机制。

公证参与城市更新的实践与思考

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城市更新的目标、主体、方式等发生一些新变化,作为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公证理应及时作出调整和回应。一、公证参与城市更新的背景考察我国城市更新进程早已从“大刀阔斧”的增量发展转向“精细化”存量挖掘,新的法律需求涌现。

透过公证纠纷谈公证制度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作用

公证是一项国际通行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但实践中却存在着公证非但没能起到预防纠纷的作用．反倒因为公证暇疵或错误而酿成公证纠纷．或者导致本已隐藏的社会矛盾纠纷扩大化、复杂化的尴尬。如何充分发挥公证制度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作用．保障公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公证执业风险．是整个公证界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公共安全治理中监管过失行为的刑法规制

加强公共安全监管执法,预防公共安全风险,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不同于玩忽职守罪中的过失,公共安全监管过失是一种新型的监督过失,在犯罪构造中存在着作为“中间项”的第三人过失行为甚至故意行为,正是因为出现被监管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反证了从事监管执法的公务人员存在过失。公共安全监管过失既是过失犯也是不作为犯,存在双重开放的构成要件。应当专门立法设立公共安全监管失职罪,完善其主客观要件,以便统一司法适用,罚当其罪、兼顾预防,促使监管行为人恰当履行监管职责,积极履行作为义务,有效防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遏制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