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实践法理与中国借鉴

传统以刑罚为主的刑事制裁体系在应对高风险犯罪时,预防犯罪之功能发挥并不尽如人意。此外,由于累犯制度预防效果受限于“事后惩罚”的本质特征,难以达至“药到病除”的预防犯罪效果。基于上述制度缺憾,预防性监禁制度为预防特定犯罪分子或群体再次危害社会安全,通过实施具有监禁性质的措施预防再犯罪,从而为刑法在预防犯罪层面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在具体制度落实层面,预防性监禁制度与刑事制裁存在范式的分野和功能的互补。为提升预防效果,我国可构建“惩罚与预防—刑罚与保安处分—累犯与预防性监禁制度”的综合性防治模式,并在实施预防性监禁措施时,确保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平衡,避免预防性监禁参与社会治理的“过度监禁”,实现刑事制裁体系的自洽发展。

预防性监禁制度的理论基础与正当性根据——从传统刑法理论到现代风险社会

预防性监禁理论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都有体现,主要用以规范累犯、性犯罪人、恐怖犯罪人等再犯率较高、难以矫正的行为人。我国在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规定的安置教育措施实际上就反映了预防性监禁理论的思想。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对预防性监禁制度的理论基础与正当性进行全面的探讨十分必要,有利于我国立法下一步对性犯罪人等多次犯罪的行为人引进本制度进行规制。预防性监禁制度以特殊预防和刑法个别化原则为出发点,从社会防卫要求和人身危险性中找到适用的正当性根据,并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对刑法提出的新挑战。

风险社会背景下再犯罪预防的困境与出路——以预防性监禁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以新兴的内生风险与外来风险为表征的现代社会,旧有的针对传统犯罪刑罚预防有效性问题被不断放大,新兴的针对高风险犯罪惩罚有余而预防不足的困境逐渐凸显,再犯罪预防问题需要被重新审视。对此,逐渐产生了预防性监禁制度,并形成了以德国的保安处分模式和比利时的附加刑模式为代表的两种模式。我国对于再犯罪预防采取了“惩罚—刑罚—累犯与安置教育”的单向一元双核模式。但单纯的惩罚难以满足当代社会的预防需要,一元的刑罚模式难以有效预防犯罪,建立在事后惩罚模式基础上的累犯制度预防效果不足,安置教育制度适用范围偏窄且独立于刑法之外。未来需要建立“惩罚与预防—刑罚与保安处分—累犯与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双向二元新双核模式,形成侧重惩罚的累犯制度与强调预防的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双重格局。

中国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完善路径——基于对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的比较与反思

预防性监禁措施的产生是现实发展和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需要。目前,不少国家都建立了预防性监禁制度,但在制度设计环节、适用环节、监禁环节、适用程序和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等方面各有优劣。探索中国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完善路径,需要对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进行比较与反思。通过深入研究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的主要特征、存在的不足和可供借鉴的有益做法,为在适用原则、制度设计、危险评估、量刑内容等多方面合力推动完善中国预防性监禁制度提供参考。

预防性监禁的模式比较与中国选择——以中、澳、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

目前,世界上关于预防性监禁制度形成了两大模式:针对高风险犯罪"提前预防"问题的"继续关押"模式,以及解决多次犯罪"预防有效性"问题的"保安处分"模式。我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安置教育制度"具有预防性监禁的性质,在适用环节与前者相仿,在监禁环节则与后者相似。但其侧重预防而非惩罚,强调教育而非监禁,因此有别于传统的预防性监禁,是一种类似于"保安处分"的非监禁性措施。虽然具体制度趋于完善,但制度定位尚未明晰,制度潜力未能释放。未来,我国预防性监禁的制度设计,应当将其纳入既有刑事司法体系中,使之作为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一种常态化制裁模式,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使其能够适用于包括恐怖活动、极端主义、严重的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在内的高风险犯罪。

预防性监禁制度的中国选择

预防性监禁这一问题之所以在当下会被提出,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外,更是由于多方面的现实因素促成。(一)刑事司法面临的现代困境传统的刑事政策主张运用刑罚的威慑性以抑制犯罪的发生。然而,这种单纯的威慑模式在当下到底还存在多少意义与价值,则令人存疑。抑制恐怖活动的最优刑事政策是增加实施恐怖活动的成本以降低恐怖活动成功实施的几率,对恐怖活动犯罪提高刑罚已经不能有效对恐怖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争议中前行:德国预防性监禁的复兴、修正及其借鉴意义

德国的刑事制裁体系由刑罚和保安矫治处分构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刑事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作为保安处分的重要手段之一,预防性监禁自二战后再度兴起,以其稳定的一般预防效果抗击暴力与性犯罪累犯,同时日渐压缩长期自由刑的适用。尽管经历了本世纪以来的数次改革,预防性监禁制度仍不断在欧洲人权法院受到本国犯人的挑战。我国应参照德国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发展经验,依据《刑法》第17条引入预防性监禁等保安处分措施,以应对我国在自由与安全的新平衡语境下多元化的犯罪预防需求。

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的中国借鉴——以国际人权机构判例为文本分析

预防性监禁制度是指以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矫正犯罪人为目的,主要针对犯有暴力犯罪、性犯罪以及多次犯罪的行为人,基于其较高的社会危险性及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而在刑罚执行完毕后采取的措施。预防性监禁措施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都有体现,两大法系分别采用了不定期刑和保安监禁两种制度形式来适用这一刑罚理论,侧重点不同,取得的效果也有所差异。虽然预防性监禁对以性犯罪行为人为代表的累犯有很好的矫正作用,也保障了社会安全,但在适用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其范围和限度,避免跨过人权保障的"雷池"。我国现在只有对恐怖主义犯罪人的安置教育措施,但还没有建立对其他严重犯罪、性犯罪或多次犯罪人的预防性监禁措施,因此,有必要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参考国际人权机构的判例意见,推动这方面的立法进程。

我国安置教育制度的规范检视与价值提倡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了以涉恐罪犯"社会危险性"为依据,在刑后实行预防性监禁的安置教育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恐法治框架下针对涉恐罪犯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刑事制裁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刑罚和刑事预防措施更为配套。预防性是反恐安置教育制度质的规定性,与刑罚存在根本区别是其制度构建的基本前提,安置教育与刑罚存在范式的分野、对象的差别和功能的互补。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对涉恐罪犯科处安置教育的唯一依据,应以司法裁判为中心构建社会危险性的评估体系,以分类管理为框架搭建评估结果转化机制,以复归为目标导向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效果反馈。安置教育制度要符合科学理性、程序正当、严格节制的要求,在安全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求得充分的平衡。

《反恐怖主义法》中安置教育的性质辨析与制度构建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首次确立了基于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罪犯"社会危险性"的安置教育制度,这一刑后预防性监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创举,也标志着我国保安处分体系的初步建立。构建我国涉恐罪犯安置教育制度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惩防结合原则和教育矫治原则。在制度设计上应进一步明确其适用对象,建立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评估要素和评估周期在内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体系,完善安置教育的决定、实施、救济与监督的司法化程序和具体制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