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论食品安全领域权利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或推定的权利救济途径来看,事后救济明显存在不足,预防性行政诉讼尤显必要。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前提是明确其与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成熟原则的矛盾与联系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相对人在以下两种情况应该有权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一是食品安全主管机关拟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二是行政机关公布有毒有害食品信息可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也越来越多。虽然《行政诉讼法》刚修订实施才一年多,但新法所确立的判决类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即将上升为法律之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内容加以完善,真正建立健全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权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

预防性行政诉讼容许性问题初探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包括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预防性确认之诉在内的一种事前的权利保护机制,它对传统的行政诉讼是事后权利救济机制的观念构成挑战。尽管,以"行政行为——事后审查"来理解行政诉讼的观念仍极具影响力,但不管在学说上还是实务中其都已不再是没有例外的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解决行政争议"的规定较之于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更为开放,为预防性行政诉讼提供了规范基础。但即使预防性行政诉讼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下存在可能性,其在实践中的展开还有赖于实体行政法律的发展和相对人权利的充实。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法律建构——以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拆迁矛盾而导致的拆迁行政争议越来越多。面对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处于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发生。预防性行政诉讼与保护被拆人所亟须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现阶段建立起事前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以此避免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论我国预防性行政诉讼之确立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指,为了避免即将实施的行政活动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害,允许行政相对人在该行政活动作出之前或付诸实施之前请求法院阻止其作出或实际执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以事后救济为中心,尚无关于事前救济的规定,无法避免即将作成的行政活动对原告造成的重大损害,不能有效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为弥补该缺憾,应早日确立预防性行政诉讼,为公民提供实效性救济。

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的价值证成与制度构建

为信用执法相对人提供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全方位、多层次权利救济体系是信用法治应有之义。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事后性弊端使得其对信用执法相对人重大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亟须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具有契合法治理念、满足依法行政要求、弥补行政救济漏洞以及适应法律全球化趋势等多重价值。构建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需要更新行政法相关理论,理性应对行政诉讼制度困境,提升司法适用能力和水平。

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

我国目前以事后型救济为主,临时性救济为辅的司法救济模式难以全面及时地保障当事人权益。在此情形下,通过增设事前预防性救济措施以期实现完善司法救济渠道、对公民权益有效且无漏洞保护并监督行政机关的多重目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的相应理论建基于与行政首次判断理论的矛盾及化解、与成熟原则的博弈及统一、与权利暂时保护制度的衔接、对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排斥及其宪法依据上;该项制度的现实需求体现在顺应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契合能动司法的应有之义上。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制度空间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主要是种事后权益保护,预防性的权利保护欠缺,这种权利保护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所需,故将预防性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救济体系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防止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权以及诉讼滥用泛化的风险,可以将行政行为即将作出或在作出过程中、损害重大且难以恢复、原告具有特别利益、其他方式不足以提供有效救济作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诉讼要件,只有在同时满足这四个要件的情况下才允许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

村民预防性行政诉讼构建研究

村民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出于保护村民重大权益免遭不可弥补损失目的而进行的制度预设,其符合控权保民的法治原理,符合宪法法律要求,契合国际人权保护理念,符合乡村法治理念,符合解释学进路,有助于弥补现行法律的漏洞。村委会行政主体资格存疑、村委会与村党委职权界限模糊、行政诉讼类型化欠缺、行政首次判断权障碍、损害难以界定等问题是村民预防性行政诉讼构建的制度障碍。明晰村委会行政主体资格、厘清村委会与村党委关系、理性认识行政首次判断权、逐步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明确多重损害认定标准是预防性行政诉讼构建的关键之举。

论食品安全领域权利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我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不仅仅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更有利于我国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相关机制的创建。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公布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各个地区内食品监察部门各自为政,出现对于收集到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随意发布现象。但是在执行相关制度过程中,对于《食品安全法》的执行过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可以看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必要性。

论我国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具体类型选择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仅限于事后救济,尚不能有效达到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与国际“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标准存在差距。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有利于行政争议的预防与化解,可以对行政相对人被侵害后无法恢复的一些权益起到保护作用。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与预防性确认诉讼在实践中大量交叉、平行使用,预防性确认诉讼虽然处于补充地位,但其在当事人确认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方面更具操作性,可在某些方面代替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因此,可以将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以确认诉讼为主构建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构建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指当事人为避免行政机关的行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而在其做出行为之前诉诸法院的行政诉讼,具有预防性、被诉行为损害难以弥补性、法律效果停止性的特征。建立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符合现代行政法“控权保民”的思想,是能动司法的题中之义,也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要求。考察域外相关制度,德国、日本在预防性行政诉讼方面已经发展成熟。在我国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可以通过更新受案范围立法模式的方式,将行政机关某些将来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对原告资格、诉讼对象等具体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

预防性行政诉讼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事后救济型行政诉讼,常常无法排除或修复行政活动对原告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威胁到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应尽快弥补这个法律缺失,建立以事前和事中救济为特征,旨在对抗威胁性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实现权利有效保障。

论预防牲行政诉讼——以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拆迁矛盾而导致的拆迁行政争议越来越多。面对部分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处于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暴力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从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出发，援引预防性行政诉讼作为理论支持，并提出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建议，以此来避免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体现为双重预防性,容许性体现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适用范围、与诉前程序调适、与暂时法律保护措施对接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规则。

反信息公开诉讼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第三人异议制度的设定旨在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秘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设立了第三人异议的程序制度,却未给予第三人明确的司法救济权利;应尽快建立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