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水平”平安目标引领下的预防警务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新时代背景下,“更高水平”平安目标被赋予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是“宽领域、大范围、多层次”的安全,是更具持久力、预见力、开放性的安全,还是与更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安全。以此目标为引领,作为新时代警务改革实践的预防警务有了更加坚定的政治方向、更加清晰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的行动导向。落实预防警务不仅需要依靠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技术型的“硬”手段,更需要依靠理念重塑、主体多元、能力提升等“软”手段,唯有“软”“硬”双向发力,预防警务实践方能取得最大成效。

构建大预防警务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以杭州市上城分局为例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智慧警务发端、威慑警务先行,积极践行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主动融入全省数字化改革,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形成了源头预防、预警预防、威慑预防、制止预防、根除预防等措施的预防警务战法,并逐步由外部治理侧向内部管理侧延伸,初步构建了“大预防”现代警务机制。

数据时代“预防警务”的理论与实践

大数据时代下，实现对犯罪精准预测已经成为可能。预防警务是指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问题进行精准预测、及时预警和有效预控的警务模式。预测是基础，预警是核心，预控是关键。传统犯罪预防理论是预防警务的理论基础，网络犯罪预防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预防警务。要坚持理论为基、技术为要，数据为先、开放共享，警民融合、借力共赢，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等原则和方法，让预防警务成为犯罪防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模式。

HIV感染的警务预防与处置

公安工作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公安民警在警务工作中存在HIV感染的风险:一是公安民警在刑事侦查、现场勘验、搜身检查、尸体解剖、抓捕、羁押等过程中经常遇到HIV感染的犯罪嫌疑人;二是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置突发事件和社会救护等过程中容易接触HIV感染人员;三是公安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遭遇HIV犯罪嫌疑人具有不可预见的特点,面临着HIV犯罪嫌疑人为抗拒抓捕或逃避打击而故意传播HIV。为切实保障公安民警的职业安全,面对严峻的HIV处警环境,民警须掌握对HIV感染的警务预防和处置技能,须在处警过程中对容易感染HIV的情形寻求预防与处置措施。

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背景下区(县)级防控治理中心建设——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为例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为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派出所的多头指挥、重复劳动等难题,以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为契机,依托技术、机制、体制的改革驱动和应用赋能,重塑县级公安机关治理职能,建立县级防控治理中心,有机整合分散在各警种的社会治理方面职能,统筹派出所基础工作任务准入、整合、派发、反馈和支援、考评、监督等工作,实现治理职能配置、制度机制、力量资源的全面优化和基层基础工作多跨部门、多跨层级、多跨场景的高效协同,推动风险精准防控、问题系统治理,为基层减负、为实战赋能。

驻所调解的纠纷化解实践:运行逻辑、问题与改革进路

作为传统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影响,非专职化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有困难找警察的矛盾处理思维方式,让有限的警力陷入烦琐的纠纷个案调处之中。由于部分基层警务人员年龄过大、民事法律知识欠缺和案多人少等问题叠加,导致非警务警情处置环节涉警舆情频发,亟须通过制度性创新予以化解。广东D市通过政府采购实现驻所调解员的专职化运作,辅以多元调解机制的同步双轨运行,达到压减警情和防范矛盾纠纷刑事转化的效果,为人民调解的顺畅实施提供了实践样本。但驻所调解运行中仍存在调解员流动性过强、调解经验及警务知识储备不足、相关机构联动性不足等问题。在新型纠纷偶发与传统矛盾多发的交织下,优化驻所调解机制运行,仍需在纠纷调解技巧提炼、调解案件分类分级、社会治理深度协同推进等方面调整完善。

试从现代警务改革角度谈犯罪控制

控制犯罪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公安机关是控制犯罪的主要力量。审视当前犯罪的社会控制情况,公安机关控制犯罪职能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在警务理念、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公安机关职能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加强公安机关对犯罪的职能控制,改革现存警务制度是新形势下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必由之路。

余姚实施“五项警务战略”的实践探索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有效驾驭区域社会治安局势,是县级公安机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本文结合当前浙江省余姚市社会治安特点,就该局2007年以来所实施的预防案(事)件警务战略、打击违法犯罪"零容忍"警务战略、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社区警务战略、信息警务战略进行了系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