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检察机关视角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

“重大风险”的认定是困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因素,也是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公益诉讼代表人的角色,但受制于“重大风险”内涵不清、支持起诉职能存在缺陷等问题,当前检察机关缺席“重大风险”的认定,这有悖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也不利于对“重大风险”的合理认定。为此,应借助“主客二分法”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与认定标准,确定检察机关在认定“重大风险”过程中的辅助支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检察机关行使支持起诉的职能,推动检察机关助力“重大风险”的认定。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研究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由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转变的回应,但在实践中因为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现实困难,致使其功能无法有效展开。因此可以在理论上借助预防原则、比例原则和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对重大风险进行检视,并从法律完善和路径优化的角度提出建议,一方面,促进环境实体法的完善,从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定义重大风险内涵,并在举证责任上采用因果关系推断的证明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民法院认定主体作用、明确重大风险司法认定标准、完善重大风险司法认定保障,进行重大风险司法认定的路径优化。

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研究

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给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和权力监督带来新的挑战与要求。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呈现出对公益事后救济的滞后性,已难以达到风险社会治理模式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保护的目的。值检察公益诉讼法专门立法进程之际,进一步发挥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明确检察机关风险预防的法律监督定位,尊重行政机关公益维护和国家治理的主导作用,对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前瞻性展望,从而规范构造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实为必要。

面向不确定性: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规则反思与重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分析典型案例发现,侵权要件式证明责任规则预设并不能够适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生逻辑有一系列不确定性,其事实认定模式是风险控制型而非传统回溯型。这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需要面对和处理特有的重大风险不确定性,具体包括重大风险的定义、重大风险的发生、重大风险的承担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和消减不确定性,未来从概念、方法和规则方面入手,采取从严限缩解释重大风险的定义、培根式概率评估重大风险的发生、经验规则认定重大风险的承担等方式重构证明责任规则。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之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承载着风险防控的价值理念,在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中被寄予重大期望。该类诉讼的启动以“重大风险”的认定为前提,但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呈现出认定范式尚未统一以及司法者能动性不足的实践样态,无益于该制度的落地实效。“重大风险”的内涵不明、证明责任的规则阙如及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间的非契合性已然成为该制度的病灶。因而,有必要通过厘清“重大风险”概念内涵、完善实然法上的证明责任制度、弥合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之间罅隙,真正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端预防优势。

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展开与规范构造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损害结果填补修复”为主要手段的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现实需求面前力不从心,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条内容的阙如导致环境重大风险的预防标准和举证规则等司法实践脱节。本文遵循“原则—个案—专门化司法”的发展方向,基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对比,将德国风险三分理论和美国中间性禁止令等审查标准展开比较分析与经验镜鉴,建议法律在完善和适用中应充分发挥重大风险的预防特质,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外延、矫正认定权属主体、科学审慎分配证明标准和内容,设置多元的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重大风险认定研究

生态环境产生重大风险认定,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得以展开的关键。环境重大风险具有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或无法恢复损害的盖然性,是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法所不容许风险。针对环境重大风险法律规定单一且抽象情状,可参照法所不容许风险客观归责方法,从事实审查和规范评价层面,就环境重大风险认定规则作出规定。从事实上,判断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行为是否使生态环境陷入危险状态,包括对原因行为、生态环境危险状态、双重因果关系和时间结点四项事实依据的审查;从规范上,评价生态环境危险事实整体是否构成环境重大风险,可用社会一般人常识、科学因果法则和经验法则标准对事实依据进行综合评价与认定。

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展开--基于典型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出于全面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的功能不应止步于救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应当演进为预防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起典型案例揭示了预防性公益诉讼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及制度化需求。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应关注“重大风险”认定、预防主体和预防目标三个核心问题,并且在界定和识别“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规则;在明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和行政机关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性公益诉讼中的预防功能、诉讼程序优化;明确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目标。把握住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也即“预防什么?谁来预防?预防至何种目标?”才足以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全方位构建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越位及矫正

风险社会促使环境司法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单轨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司法权规制环境风险的唯一路径。我国立法现状造成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监督矫正职能、与环境行政执法重复处理等功能越位的制度窘境。“单轨制”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进一步导致风险规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失衡。因此,为了矫正“功能越位”的制度困境以及平衡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路径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矫正。

探索与实践: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路径研究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无救济”的一般侵权原理,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移至事中甚至事前,这对提升司法能动性,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通过进一步阐析这一诉讼制度的法理价值,分析其现状及实践困境,试图从转变司法理念、完善法律规范、拓展案件线索、构建配套机制和提升专业化水平的路径上予以破解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以期实现生态环境的源头性保护。

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规则的构造——以“重大风险”的解释为中心

“防患未萌”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处理环境风险的有效路径,但证明规则的相对空白阻碍了诉讼实践的推进。因此,应构建和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独有的证明规则,实现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前瞻性功能:将证明对象“重大风险”状态拆分为“风险”与“重大”标准加以具化认定,同时以“规范说”为基础辅之以对原告的证明责任减轻——通过初步证明材料等基础事实推定因果关系来分配证明责任,此外还需围绕“重大风险”展开之风险行为、“重大风险”状态及因果关系等不同构成要件事实做出“高度可能性”或“较大可能性”等相适应的证明标准。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与适用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在于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虽然规避了传统侵权法事后救济模式带来的弊端,但存在请求权基础不明确、司法权与行政权交叉以及“重大风险”认定难、举证规则不合理的现实困境,其预防性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为了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应在明晰预防性诉讼的执法诉讼本质、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交叉、明确预防性诉讼请求权基础的前提下,增设前置程序和完善禁止令制度,明确“重大风险”认定主体和认定标准,区分未然型预防诉讼和已然型预防诉讼。在此基础上,优化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完善“重大风险”认定体系,合理分配预防性诉讼举证责任,构建以行政执法为主,司法监督兜底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范体系。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完善进路

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环境污染风险,是新时代对环境法治提出的新命题。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层面有效应对环境污染风险、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规制手段,在民事领域已有预防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但在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均处于“缺位状态”。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具有现实、法理与司法层面的必要性,但目前面临着专门性法律缺失、地方性立法散乱和司法实践乱象丛生等困境。基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功能定位,完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体规则的路径在于,明确环境污染“重大风险”的概念、区分被诉行政行为类型、健全举证责任规则、完善配套制度保障、完善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范等。

风险视域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理路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损害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背景下,对环境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刻度盘理论,构建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框架,同时结合“绿孔雀案”等案例,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阶段尚存在起诉条件不明、举证责任不清、制度衔接不畅、责任承担方式不适等问题,为此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从“重大”和“风险”两侧面区分起诉条件;依诉讼对象不同分类型具体调整举证责任;理清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内外部程序顺位;将环境禁令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

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多采用事后救济模式,以损害结果为立案依据,整体上呈现出滞后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对湿地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基于此,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的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从提出问题、难点剖析、路径探索3个方面探析预防性湿地保护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风险预防的治理新模式,以期拓宽湿地保护的司法路径,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