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风险原则为基础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立法

本文从普遍性视角研究了预防风险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对应对新冠肺炎传播立法和管理的影响。学术界通常在环境保护政策中提到预防风险原则。然而,当下的预防风险原则已经适用于保障卫生健康领域,这也意味着可以适用到应对疫情的扩散。尽管预防风险原则与法治原则所要求的循证立法(evidence-based legislation)义务相冲突,但是该原则不能为极端性和任意性侵害公民自由权提供可证性的理由。预防风险原则也不能取代比例原则的地位。因此,即使允许立法者在缺乏确切的科学共识时限制个人权利,但是合理适用预防风险原则也是对应对风险立法的限制。回顾和反思预防风险原则所带来的科学争议有助于维持(或至少恢复)理性和应对紧急状态立法中的谨慎权衡风险利弊。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风险预防原则下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法律规制与规则构建

就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的问题,当前学界试图通过解释现行国际公约规则的内容来认定日本的责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日本核污水排海贻害无穷,违反了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适用相关国际公约中规定的风险预防原则,能够认定日本违反国际义务、应当承担国际责任。但是,核污水排海风险的法律规制重点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重要的是事前的预防和阻却。然而,当前国际公约中规定的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要求不够严格、全面,在预防和阻却上的效果不佳。国际社会应当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从风险评估、风险沟通、风险管理和风险救济4个方面构建更为严格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中国应当秉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协商沟通、加强监督、科技进步等多个方面助力国际社会风险预防制度体系的建构与落实,以应对日本长期的核污水排海计划以及未来更多的核污水处置问题。

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构造及其功能阐释

当前学界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界定大多与环境损害预防相区分,予以狭义的界定。这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立法的不连贯性和不系统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包含现行环境法所规定的预防原则及德国环境法所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根据“风险”的可靠性、紧迫性和科学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应当进行广义阐释,包括“危险阻止”“风险预防”“未来预警”。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分为三层法律构造,即生态环境损害“危险”预防、可预见性的风险预防和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预防。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具有三种不同功能,即价值性功能、概括性功能和具体性功能。功能是横坐标,构造是纵坐标,二者相交便构成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在生态环境法规范中的表达。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建构与路径完善

以碳捕集与封存为典型的新兴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降碳功能显著,但该技术颇具不确定性。“决策于未知”成为政府规制技术风险的真实写照,如何在鼓励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同时,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挑战与安全诉求,既是国家必须肩负的义务,也是回应公众期待的内在要求。应运而生的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技术风险规制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对于碳捕获、封存技术发展与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风险预防原则在技术规制中,应当整体遵循弱风险预防理念,彰显秩序、正义和效率的多元价值诉求,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手段的综合应用,开放的风险决策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的动态调试,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保障,将风险预防原则融汇于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风险规制中。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的监督困境及其对策——以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为视角

日本核污水排放活动不仅引发了许多国家的高度关切,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介入其中,但现实情况却是国际社会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有步骤地采取了混淆排放行为性质,选择标准限制较低的排放方式以及主动适用尚不完善的部门法律等方法。对此,有必要跳出当前国际原子能法的框架束缚,将日本的排污行为还原为国际环境法下的规制对象,着重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加以应对。该原则不仅在合作义务方面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而且包括更加完善的责任承担机制。通过分析国际环境法中“风险”的内涵、阈值以及与污染形式间的关系,足以证立日方排海行为应受到“风险预防”原则的严格约束。

生态警务中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困境和出路

生态警务中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有助于促使公安机关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工作重心由末端打击违法犯罪向前端治理预防转变。这是生态文明理念于实践中的一种具象化表现,具备坚实的正当性基础。但是,生态警务中适用风险预防原则面临决策与执行中的双重困境。对此,文章建议应着眼于理顺公安机关与其他环境部门之关系,通过健全相应法律制度使风险预防原则于实践中落地,并确立比例原则规范风险预防措施的施行,全面落实生态警务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审思与突破

科技理性的纯粹化催生了生态风险的社会化,内生于此的风险预防原则因具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生态环境无损害则无救济”思维范式的价值功用而在环境司法中获得充分的适用空间,其内在价值主要体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对救济性环境司法的“补充功能”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视角下对行政权在环境风险规制中主导地位的“督促功能”。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裁判中适用虽已初具共识,但仍面临作为适用依据的体系性法律规则缺失、作为核心要素的“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困境以及作为适用场域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单轨制”运行特征等三重困境。为进一步发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作用,需要以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预防原则为接口,塑造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中的文本表达方式;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核心要素——“重大风险”为概念起点,完善“重大风险”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以确保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拓展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场域。

风险预防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适用与展开

随着数字风险社会的兴起,个人所处的数字环境日趋复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这推动着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的更新。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回应了数字风险社会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而且是实现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好地推动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的适用与展开,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地位及配套规则、完善预防性监管措施、优化风险预防的司法因应,构建更加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风险预防原则及其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中的运用

风险预防原则是应对环境风险挑战的重要指导原则,已在国外环境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可以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综合科学、管理与伦理视角,回顾了风险预防原则的概念和要素,分析了该原则面临的主要争议,并从决策理论和道德理论两条进路讨论该原则的理论基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定为指导原则,可以在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改进大气污染控制目标、以科学研究和公众参与支撑风险管理等方面优化中国大气污染防治体系。

我国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经过数十年发展,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层面已形成“弱”“强”两个版本,且为大多数国家接受。随着我国愈加重视环境风险规制问题,这一原则引起了我国环境法学界的讨论,其内在价值也得到了部分法律确认。但该原则在我国环境法领域的适用仍存在法律效力不足、适用规则不完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尚待发展等现实问题。对此,应立足我国国情,确定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地位以提高其法律效力,均衡分配行动者及其支持者、行政部门的风险预防责任以完善其适用规则,从诉讼类型、举证规则等层面完善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以保障其功能发挥。

风险预防原则在防灾减灾领域的适用

起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已广泛适用于全球环境保护,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灾害多发以及人们对灾害问题日益重视,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渗透发展。由于灾害风险管理与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交叉渗透、密切相关,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发展一方面使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使其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成为一项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将审慎对待灾害风险作为一项国家义务,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还是从维护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都须未雨绸缪,在综合性的灾害防治立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并推进其适用。

论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是环境法中用以预防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重要原则,其产生以来在许多国际环境公约中得以运用,同时也被许多国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加以采纳。为防范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我国应适时在国内立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相关立法。

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展开

在当代社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健康问题①愈发突出,使得有效规制环境健康风险成为重要议题。为确保风险规制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风险预防原则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有效实现。为此,应实行弱风险预防原则,明确风险程度和风险等级,实现价值与理性的衡平适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政策基础,完善技术基准,加强项目管理和司法救济机制,将风险预防原则融汇于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之中。

风险预防原则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领域的适用

当前,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管理有较大差异。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不确定性、较高阈值、符合成本效益分析三个判断标准,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我国应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领域适用风险预防原则,一方面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扶植转基因食品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强化转基因食品监管力度,完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增强转基因食品监管公信力,使我国转基因食品产业既规范有序又健康快速发展。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法中的适用及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是环境法中用以预防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重要原则,其产生以来在许多国际环境公约中得以运用,同时也被许多国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采纳。目前,我国已参加了多个包含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国内的若干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但总体而言,我国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尚存在许多不足。为防范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我国应加强和完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

国际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任何的经济活动之前就对该活动可能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进行风险预测,并相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但如何将该原则运用到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领域,仍然有待我们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应加强对危险废物越境转移中运用该原则等方面的探讨。

试论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虽然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争议。本文从研究各种国际公约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阐释入手,具体剖析了风险预防原则的四个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指出风险预防原则本身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兼论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

尽管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较大的争议性。欲破解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在困境,应在明晰存在的真正问题的基础上作出解释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避免仅仅依据法律文本进行"空对空"的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其法律效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放宽研究的视野,从法律实效和社会实证入手,探究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社会中发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