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

美国最初以设置领事法庭模式实践其在华治外法权，通过颁行法庭章程进而构架领事——公使两级审判模式。以中世纪商人式领事为基础的领事法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财政预算不足、监狱机构缺失、领事法律知识匮乏及贪腐问题严重均阻滞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演进。为摆脱前述困境而创设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化司法模式无疑更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进而促成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伸张。

19世纪香港高等法院在远东地位的演变——以对领事案件的管辖为中心

19世纪的香港在英国殖民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司法领域,领事须将领事口岸的重大案件或对其裁决不服的案件交由香港高等法院审理。随着香港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被上海替代,香港高等法院也丧失其远东司法中心的地位。其地位演变与英国殖民者在远东的利益和殖民政策息息相关。

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废除及其斗争

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是指一国通过驻外领事等,使处于别国领土内的本国国民,根据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一种特权。这是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例外或侵犯。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是在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程中形成的。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司法独立的丧失。

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领事在东北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前,根据条约,中国向日本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在此地区,日本领事拥有巨大的权力,权力范畴宽泛且具有权威性。他们既负责管理日本社区,又担负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努力维持所在区域或开放口岸的稳定。他们代表了日本外务省在中国活动中的一支核心力量。

从康普顿案看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早期实施

近代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具体实施状况,特别是其早期的状况,需要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考察进行分析。1846年7月,英人康普顿在广州十三行地带与华人发生冲突,造成华人死亡的严重命案。广州英领事按商务总监制定的《领事条例》召开领事法庭对该案进行审判,康普顿被判有罪。但康普顿利用领事在执行司法程序方面的舛误,将案件上诉至当时对此案具有管辖权的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最终逃脱制裁。在此过程中,兼任商务总监的港督德庇时与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晓吾意见参差,最后德庇时去职。这反映了英人依恃武力获得的在华治外法权,在其早期阶段的运作机制并不成熟,以致英国领事、商务总监和高等法院法官,对于如何具体实施治外法权各有不同的立场。此案表明,这种基于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本身也经历了试探和调适的历史过程。

近代“治外法权”的特殊形式:美国驻华法院初探

关于治外法权还是领事裁判权的提法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而对于两者的界分又往往是民族情感远超于简单的词义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其所关涉主旨的讨论——近代中国对外国人的管辖权问题。以美国为例,由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的转变这一过程所彰显的一方面是是其在华特权的进一步扩大,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沦丧,另一方面也是在法治传统下对本国在华公民最大程度的约束,在客观上也为中国法制近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晚清西方在华司法机构与华洋诉讼——以华洋讼案的受理与审判为中心

晚清时期,列强各国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诸多通商口岸设立各色领事法庭和法院,它们依据西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审理以本国侨民为被告的华洋讼案。该理案模式在压抑华人正当的权利诉求,侵蚀中国司法主权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诉讼制度和审判原则在中国的移植与散播。

代理总税务司罗福德对近代中国海关缉私情形的回顾

1934年6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海关缉私条例》,8月4日,代理总税务司罗福德发出第4913号通令,饬令各地海关税务司遵行,并系统介绍了1843年以来中国的走私状况和海关缉私章则的演变,反映了海关行政客卿制度和治外法权对缉和工作的影响,现选译刊出,供研究近代经济史及海关史参考。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对中国治外法权制度的认识

清末民国时期,许多外国法律学者受聘于中国政府,以改善中国之法律现状。这些在华的外国法律学者长期住居中国,多数身为中国政府职员,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和中国人民痛恨治外法权的心态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同情,他们批驳了治外法权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提出废止治外法权的合理性建议。

论租界的司法制度

人们通常认为,在旧中国列强仅在租界地区行使领事裁判权:或者认为,租界的司法制度是完全独立于中国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制度。这是对租界司法制度两种常见的误解.租界的司法制度,从整体上说,与当时租界外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

英商否认海关洋员关于走私违章处分的管辖权和《会讯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

一个国家为防范货物的走私违章,拥有检查、搜索和违章处分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属于国内海关法的范围,不容任何国家的干预,这是各国公认的原则。近代中国虽然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关税主权受到破坏和侵夺;但是列强仍然不能不承认中国缉私和违章处分的权力。

近代上海地方诉讼法制史浅探

近代上海地方诉讼法制史浅探钱国耀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各国通过暴力与强权，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从此，上海地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诉讼制度也开始形成：一方面，在上海县城，继续实行清朝封建主义式的司法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在上海租界，则逐步实...

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

《望厦条约》与美国法律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实践(1844—1870)

美国自独立伊始便积极自主开拓对外贸易和外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原则性规定,奠定了美国在东亚推行治外法权的条约基础。这不仅对英国在远东治外法权模式进行了较大突破,也一度成为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法律帝国主义之蓝本。美国在东亚的具体实践虽将通用于若干国家的几部国会立法法案作为实施细则,但在中日两国施行治外法权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通过对条约规定、司法机构设置、裁判法源等进行比较分析均可印证。探析背后的成因,恰好可以从主导签约的传教士与领事群体之差别对待、《中国丛报》对中日两国法律形象认知差异、美国在东亚利益需求程度等因素中发现端倪。这些共同展现了19世纪美国法律帝国主义在东亚实践的叙事,即通过建构法律东方主义话语和签订条约来推进本国法的域外适用,维护霸权并扩张国家利益,为最终成长为殖民帝国而蓄力。

美国驻华法院:近代治外法权的另一重实践

美国最初以领事法庭为基本样式,意图寻求简单意义上国家对侨民的司法保护,但这并非其在华治外法权实践的全部。以改良领事法庭为目的而创设的,以西方职业法官模式建构的美国驻华法院,依托美国国会法案的特别授权、专任法官的遴选等,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法律规则作为先导的基本理念,倡导依法定罪而非简单包庇、偏袒本国人的司法理念,成就了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的另一重实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法律帝国主义在东方推演的深层意图。这一进程,或可以一种司法模式的同质化来认定,但仍无法规避其以法治之外衣而行殖民之事的现实本质。

“石礼文案”与美国对华军火禁运

1922年12月4日,美国驻华长江舰队在汉口江面查扣了一艘载有美制飞机的货轮,以违反军火禁令为由,逮捕了美国商人石礼文,并将其交由美国驻华领事法庭进行审判,是为"石礼文案"。此案是列强对华十年军火禁运时期(1919-1929)作为最重要参与国之一的美国,首次以强制的手段,查扣本国售往中国的可被用于军事用途的装备的事件。从飞机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到美国驻华领事法庭对石礼文的审判,美国国务院、驻华外交官及石礼文本人之间频繁互动,反映了禁运初期美国政府在对华飞机出口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此案发生在美国试图对禁运进行强化、态度逐渐强硬的关键时期,但其对石礼文的严肃处理却并不足以促使其他参与禁运的国家持同样的立场,禁运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