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领事通知权的性质与救济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确立了领事通知权,也带来了权利定性与救济的困惑。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领事通知权宜定性为既是国家权利,也是个人权利。在此定性前提下,权利救济应从国际法与国内法两个层面展开。《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应在"止定性之争"与"启救济机制"的必要需求下予以修正。从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及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合法权益的需求出发,我国与领事通知权相关的国内立法亦应着眼于作为接受国与派遣国两个角度予以完善。

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中的“领事通知权”研究——以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相关条款之比较及完善为视角

"领事通知权"是领事保护职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海外中国公民在接受国境内获得及时的领事协助及公正和人道主义待遇。48个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中均做出相应规定。现行规定在"条款标题和结构编排;权利范围及具体实施;国内适用条款;权利救济"等方面存在缺憾。本文在条款彼此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为提升对该权利的保护意识,条款标题宜统一为"领事通知权",结构编排宜统一设置在"领事保护"部分;基于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需求,权利内容在范围上不应过窄;为提升条款在实践中的可适用性,权利的具体实施应予细化规定;权利内容的扩展应合理以免领事执行职务时干涉接受国法律程序;接受国国内适用条款应表述严密以免实践分歧影响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受侵犯后的救济应做出规定。

浅析领事通知权的性质

领事通知权的一体两面性在于对当事人来说是一项权利,对所在国而言是必须履行的义务。领事通知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就我国而言,在领事通知权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积极实践,订立多边或双边领事公约,保护领事通知权的真正实现,我国应当完善领事保护机制,积极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丰富我国的领事保护实践工作。

论领事通知权的性质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了领事关系的基本制度和规则,公约第36条规定了领事通知权的内容。就该权利的性质,各国存在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做法。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看,领事通知权已经被认为是一项个人权利,各国都有义务在实践中对当事人的权利给予尊重和保护。针对违反领事通知权的案件,接受国有义务采取一定的救济手段,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履行公约义务。就我国而言,正在制定领事保护的立法,建立领事保护机制,因此在目前研究领事通知权的内容,探讨如何有效履行国际法义务,对于完善我国相关立法,丰富我国的领事保护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检察涉外案件领事通知相关问题研究

领事通知制度对于坚持程序正义,保障在华外国人以及我国海外公民权利,避免外交摩擦等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一审外国人犯罪案件,除刑事诉讼法第20条至第22条规定的以外,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基层检察机关在履行领事通知义务中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义务履行中的程序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规范。面对领事通知权利救济困难的现实窘境,其权利保护应该在国内法和双边条约层面共同发力,形成权利保护的国内法、国际法体系。

浅析领事保护制度的法律内涵——兼论新形势下领事保护传统内涵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持续迅速增长,对外投资和贸易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海外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领事保护是一国公民出国后所能享受到的来自本国政府的最主要保护,其设立目标是让海外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通过分析领事保护的实施主体、对象、实施条件以及实施方式,结合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及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新形势下领事保护传统内涵面临的挑战有着重大意义。

领事保护制度的新发展

处于变革时代中的国际法自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既关注国际共同体利益保护,也更加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程序正义原则在后2012时代进一步彰显,这些变化也影响着传统的领事法内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规定的领事通知权已经被广泛接受为一项个人权利,围绕着该权利的保护,领事保护制度也在形成和发展中。结合当前最新的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领事保护已经从职能逐步被特定化,领事保护的内容被进一步丰富,国家的通知义务被强化,权利主体被进一步廓清,国际救济和国内救济方式还在发展,领事保护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并将对各国国内立法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法院对国际人权法的贡献

在过去的60年里,国际法院对国际人权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方面,它认定国际人道法构成国际人权法的特别法,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期间并不停止适用。在国际人权公约的域外适用方面,它认定武装冲突的占领当局必须遵守相应的国际人权公约。它首次确认国际法中存在对一切的义务,并举出了一些具有对一切的义务的人权的例子,包括民族自决权、免于种族灭绝的权利、免于奴隶制的权利、免于种族歧视的权利。它还认为领事通知权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不是一项国家权利,这有利于保护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