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

民国时期没有发行权的银行、钱庄等纷纷向中国、交通、中央等政府银行和其他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领券使用。 1 935年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制度 ,领券制演变为其它行庄向中中交农四行领用法币。抗日战争爆发后 ,领用法币合约无法按期解约 ,先后展期三次。随着发行权的逐步统一 ,领券制逐渐衰退。

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变迁

领券制度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特有的纸币发行制度,但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上海地名券是中国银行所发行的最重要的地名兑换券,相关的领券活动开展得时间早,影响亦广,在当时的银行业中颇有特色。以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发展情况来看,1915—1924年开放领券时为无序发展阶段,自此后至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时为规范发展阶段;在后一时段中,还出现联行领券、十足现金领券等新的领用方式,但领用活动因负面效应凸显而逐步衰减。中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发展变化和领用双方的互动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中国银行业领券发行制度由兴至衰的演变历程和要件变化情况。

奉张时期中国银行在东北推行领券制的失败

中国银行原名大清银行,清季民初一直作为国家银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以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欲推行领券制,借此统一币制、增加税收.此举严重影响了奉系军阀的财政收入与扩军备战,遂强制剥夺了中行在东三省的发行业务并转至奉系控制下的东三省官银号手中,从而使中行沦为奉系势力下的一般银行,失去了推行领券制的条件.而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代表的地方金融机构重新获得发行权后,实际成为东北地区的中央银行,为配合奉系军阀的战争,大发奉票,进而导致了东北经济的大萧条.

近代中国银行业领券发行制度的演进

领券发行制度是我国近代银行业中特有的纸币发行制度,在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中亦有其特殊地位。领券活动最初出现于晚清,民国四五年间得以广泛开展。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领券活动逐渐制度化与成熟化的时期,领券使用的主要条款亦得以划一。到1930年代初,领券制度进入成熟发展期,因其内含的一些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在短时期内迅速衰退。1935年法币政策的强制实行成为狭义的领券活动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就其作用来看,领券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对集中货币的发行权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在有所收效后,其主要作用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发行竞争中用于推广本券使用的手段与方式。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中的领券制度及其启示

20世纪初,中央银行缺位,北京政府为了统一纸币发行权,推广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开创了领券制度。其后,中国银行不断完善、革新、推广领券制度,以扩大中国银行钞票的流通范围。1942年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钞票发行权被取消,领券制度结束。领券制度是中国近代纸币发行由多元(分散)到一元(集中)的过渡性产物,是中国金融史上一次成功的制度创新。以史为鉴,领券制度发行钞票的机制、思路及创新精神对当代中国银行参与的"联汇制度"(港元发行),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中"本币互换协议"的改善均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银行业领券发行制度的变化与发展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近代中国银行业中的领券发行制度在方式与作用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领券准备的成分上,部分准备金制发展为完全准备金制且成为惯例;在领券使用的方式上,银行业内出现发行准备库制,还推行联行领用方式;在领券资格和政策上,大型发行银行偶也有允许拥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向其领用,且在法币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协力推进,允许银钱行号乃至商号个人向法币发行行领券使用。受经济大环境变化的影响,领券发行制度被不断利用和改造,成为推广发行银行钞券使用的一种有效手段。

民国时期甘肃省银行及纸币发行考

文章梳理了民国时期甘肃省银行在当时金融几近停滞的背景下的设立过程与之后的发展沿革,以及成立后其从中央领券和自主发行情况,详细说明了其从中央领券数量和用途,发行钞券种类如借用原甘肃平市官钱局辅币券、金圆本票、银元兑换券本票、国币本票、支票、拨款条等。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优待牺牲战士家属领银粮券”是电脑臆造品

《安徽钱币》2004年第3期刊载了陈传银先生《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优待牺牲战士家属领银粮券》，(以下简称领银粮券)。十余年前，我们先后在武汉、徐州、成都购买12张，下面谈谈我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