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宗教改革与德国领地国家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德国诸侯领地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发展。诸侯领地国家和德国宗教改革是15、16世纪在德国出现的两种平行发展的运动,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不构成因果关系。宗教改革运动对扫除领地国家发展的障碍起了很大作用。诸侯领地国家,作为对领主附庸采邑制度的取代,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遏制了地方贵族的任意妄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领地国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不能直接把它们称之为近代早期的国家。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

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促成了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勃艮第国家的建构却表明这时期同质性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瓦卢瓦王朝国家也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位于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公国通过联姻、扩张,不仅从法兰西王国独立出来,还通过制度建设和首都营建加强地域性的国家建构,几乎成为一个包括法国北部、东部,以及比利时等区域的独立王国。勃艮第公爵努力拓展和整合其封建领地,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也留下长时段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从封建领地衍生出来的领地国家促成了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变革,体现出西方从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税收国家理论的核心命题、历史检验及政策启示——“税收国家优越论”批判

作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国家理论源于经济学大师的建构,内嵌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税收国家优越”的价值导向。本文总结了税收国家理论的三大核心命题:征税推动了代议制民主、只有税收国家才是现代国家、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运用财政社会学提倡的财政史研究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西欧代表性国家和古代中国进入税收国家的历史。研究发现:税收国家理论的核心命题无法得到中西方税收国家转型史实的支持,税收国家理论的政策逻辑并不具有规范性意义,解决中国财税体制问题还是要回归本国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