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支配者不作为责任的认定困境与出路

领域支配理论肯定了领域支配者的作为义务。然而,在法理依据上,其不仅忽视了个体的价值,也存在理论基础不牢的问题;在具体操作上,更是存在概念模糊、不合实务等缺陷。通过对归责路径的反思,可见排他支配说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当下,立足于导致结果的原因支配,将领域视作危险源可谓合理的路径。其中,作为危险源的领域,应具有刑法前的危险性质,且产生的危险与领域本身特点密切相关。对领域具有现实支配力的场合,领域支配者应负有监督阻止义务。

不作为犯罪中领域支配理论的二阶层适用研究

领域支配理论作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学说之一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裁判之中。我国学界对领域支配理论中“排他支配”和“领域”要件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领域支配理论在实践中存在适用不规范的情况。将不作为行为以犯罪处罚必须要求不作为行为与作为犯罪具备等价性,而“排他支配”是领域支配理论符合等价性所必要的本质要求,这种排他性支配的对象是因果关系流程而非客观空间,而“领域”的本质则是行为人对因果关系流程进行排他性支配的外化,其具体范围会因行为人能力和客观因素的差别而变化,所以不能用规范的空间机械地加以概括。对领域支配理论应建立二阶层的适用模型,先以规范的客观空间进行第一层次的限缩,再以行为人对该危险转化的流程是否具有排他性支配为第二层次的最终判断。

作为义务中“支配领域性说”于我国的反思与修正

"支配领域性"作为"排他性支配理论"的一种情形,是本体论之下注重事实基础的产物。"支配领域性"的合理性可以从功利主义或者社会连带义务进行考察。但是,功利主义主张的利益衡量框架之下,利益衡量理论可能得出个人自由高于待保护脆弱法益的结论,难以推导出作为义务的存在;社会连带义务动摇了"排他性支配理论"的事实性根基,回到了规范领域,并且在我国难以找到理论依据。"支配领域性"的修正需要在本体论的框架下进行,要求必须存在事实上的承担行为。在评价事实承担行为的时候需要考虑特定行业、领域和行为的风险,以此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溯及确定事实承担行为。

不作为犯中支配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

实际支配理论、排他性支配理论和领域支配是不作为犯教义学中欲使作为和不作为等置的保证人地位的法理基础。然而,这三种支配理论在概念和逻辑层面都存在疑问:在概念层面,这三种支配理论中的支配和作为犯中的支配在“支配程度”上有所不同,且实际支配理论中的支配与作为犯中的支配在“支配性质”上也并不一致;在逻辑层面,从支配中推导义务的思路错置了支配与义务的关系,两者至多只是伴随关系而不可能相互推导。因此,不作为犯中的支配理论无法成为保证人地位的法理基础。“领域支配”的确可以产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但须对它进行重新解释:“领域支配”所产生的是“交往安全义务”,此义务并不要求领域的支配者阻止领域内的犯罪行为、救助领域内的伤者,支配者只需确保自己所支配的领域不向外输出风险即可。

民法中辅助占有状态的刑法解读

虽然对于依他人占有意思在事实上控制、管领财物者与财物之间存在民法上的辅助占有状态,但不能以民法中的辅助占有理论为根据,否认此情形中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实际上已经普遍承认了刑法中占有的观念化,但较之于民法中的占有而言,刑法中的占有仍对支配事实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就辅助占有状态而言,由于支配事实的存在,辅助占有人对于财物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只不过需要根据支配领域判断其属于单独占有还是共同占有。单独占有者可能构成侵占,共同占有者则可能构成盗窃。是否具有处分权限与下位者是否占有财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通行的以处分权限的有无作为判断占有状态标准的做法值得商榷。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条件之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是为了处理由于自己的原因而陷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现了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由于近代责任主义理念的兴起,使得这种情况无法再按19世纪时的做法进行处理,而是需要在新的理论根据的基础上得以定性.因此有了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出现.但由于各种原因(各自理论体系的不同等),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争议.基于此,本文将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内容和理论基础进行一定的梳理和论述.

限缩与扩张:财产性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

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应当承认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的行为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财产性利益盗窃的行为构造和实体财物盗窃的行为构造完全一致。尽管两者均体现为对他人财产支配领域的破坏,但实体财物盗窃的行为构造是拿走,而财产性利益盗窃的行为构造则是僭权。前者的表现方式是占有的破坏与新建,后者则是权利的消灭与再造。在利用信息网络非法获取财产性利益时,通常并不存在僭权行为,因而无法认定为盗窃。由于我国的刑法规定并不要求行为人与被骗者必须存在交流沟通,可以运用预先推定的同意理论来解决被骗者必须是自然人的问题,从而将上述行为作为诈骗类犯罪来处理。当既存在非法获取相关信息数据的行为,又存在使用行为时,由于后行为才会导致被害人财产的直接减损,以诈骗类犯罪处理更为妥当。

“推定占有”在盗取罪与侵占罪认定中的刑法解释机能——对两宗“高尔夫球盗窃案”的反思与展开

两宗"高尔夫球盗窃案"同案异判,说理牵强,司法公信力颇受质疑,原因在于对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范围理解过窄,而且缺乏对脱离占有物的占有权归属问题的认定规则。为有效维护对物的占有秩序,应借鉴日本的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将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从"所有权说"向有限制的"占有说"转变。在原占有人脱离对物的占有之后,推定由一定的支配·管理领域内的人直接占有该物,以期实现"定分止争"的效果。行为人将该物据为己有的,侵害了他人对物的占有,因而构成盗取罪而非侵占罪。

“服务”视点下日语「～てくれる」句的句式语义扩展成因

论文通过核心句式语义'服务'的确定,对具有明显形态区别的「~てくれる」句三句型进行了句式语义描写。对前接动词句和「てくれる」的意义合成、服务接受者和服务行为的直接·间接关联进行分析,考察句型一和句型二句式语义形成内因以及句型类型之间的关联性。最后通过说话人支配领域考察「くれる」句和「やる」句中服务的内涵,引出「~てくれる」句与「~てやる」句句式语义扩展路径不同的成因,基于此原因并佐以相关数据证明「~てくれる」句与「~てやる」句在句型一和句型二的使用上存在不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