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资料室宜采取双重领导制

系所资料室是高等职业院校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阵地,它能否有效开展工作和充分发挥作用,管理体制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存在于系所资料室的几种管理体制,提出了高职院校资料室宜采取双重领导制的观点.

纵向差异产品下价格领导制对默契合谋的影响

价格领导制对合谋的作用机理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本文以纵向差异产品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扩展的双寡头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首先求出竞争状态下价格领导制的均衡利润,其次利用纳什讨价还价解求出合谋下的企业利润,最后通过比较同时定价和价格领导制两种情形下企业维持合谋的激励,重点考察纵向差异产品下价格领导行为对默契合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可以采用价格领导制进行价格合谋,则无论是哪家企业作为价格领导者,价格领导制都极大降低了领导者背叛合谋的激励,增强了合谋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质量产品企业作为合谋的价格领导者之时。对此,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企业的序贯提价行为,发现潜藏在其中的合谋行为。

基于CD理论视角浅谈高校领导制

人们因高等学校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对于其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怎样追本溯源从高校领导制本身出发分析与处理该现象,挪威政治学家克努特.达尔.亚可柏森提出的CD理论提供了不一样的研究视角。

完善党委集体领导制

吴德兴的“完善党委集体领导制”认为:当前,强调完善党委集体领导制有现实意义。在这一方面,应当把握处理好以下几个原则:集体领导是党委制的核心,重大问题必须经由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表决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严格遵循党委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严格遵循一成决议必须坚决执行的原则;正确实施民主集中。

高校系所资料室宜采取双重领导制

有统计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都设立有系所资料室,其经费投入在高校文献资料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系所资料室的管理不容忽视。然而,由于目前管理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系所资料室的效用非常低,与教学、科研的要求极不相适应。所以,切实加强对高校系所资料室的管理,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和混乱局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高校系所资料室的管理体制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领导包联制: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概念缘起、实践类型及制度逻辑

领导包联制作为领导下沉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通道,在基层疑难、重点事项的治理中广泛应用,是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之治。论文溯及领导包联制的缘起,归纳了其当前典型实践样态,探讨了其何以推动基层疑难事项治理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领导包联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工作方法的创新性传承,其由党的工作制度逐步发展为一项社会治理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第二,领导包联制在实践中存在“中央领导联系点”“省级领导包县联市”和“市县领导包联事项”三种典型实践样态。第三,领导包联制通过对传统科层责任关系、组织关系、治理关系以及治理导向的重构,推动了基层疑难事项的跨层级治理。领导包联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上级领导参与基层微观事项治理的制度通道。上级领导介入基层治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在面对疑难治理事项时的压力,为观察和理解跨层级协作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价格领导制的默契合谋与反垄断规制——来自中国白酒市场的证据

价格领导制可以促进企业间信息交流,降低协调定价的不确定性,增强价格领导者维持合谋的激励,从而提高合谋稳定性。本文使用2005—2012年中国白酒市场月、季度数据,判断白酒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领导制,识别其价格领导者,分析价格领导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利润水平。结果表明,市场需求和成本变化只能部分解释白酒提价,中国白酒市场很可能存在以价格领导制为特征的默契合谋,白酒企业的提价决策深受对手提价行为的影响,且随着距离上次提价时间的推移,企业的提价激励越来越强。进一步研究显示,中国白酒市场存在稳定的价格领导者,且呈链式关系,另外价格领导制明显提升了白酒企业利润水平,说明中国白酒市场的价格领导制为主导企业式或合谋式价格领导制。这些发现在经验上从纵向差异产品角度支持了价格领导制会便利默契合谋的主流观点。本文的研究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留心企业的序贯提价行为,以该迹象启动调查,审慎分析该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意义的协同行为。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宪法涵义——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

中国宪法上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滥觞于苏联。在苏联,垂直领导制构成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必要前提;而在中国,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在废除垂直领导制之后实现了本土化。从苏中宪法层面看,存在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前者指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排他性,后者指国家权力机关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共生关系。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教义学反思表明,中国现行检察制度有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应向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缺乏理论根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背景下,应更加全面地考察现行制度,严肃而认真地思考重建垂直领导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为21世纪的中国设计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宪政国家兴起语境下对胡鞍钢“集体领导制”理论的思考

在西方概念中,民主宪政的前提是民主必须通过选举和演讲,存在于国家机关之外。而中国的宪政理论家则开始阐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民主宪政的前提,也可以是民主通过集体代议制决策,存在于国家机关和政治机器之内。最近,胡鞍钢就围绕集体领导制,阐述了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本文讨论了胡鞍钢的理论及其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所做的辩护。重点关注集体行动与民主理论的结合,其前提是如何演变的,而且是如何应用于中国当代体制的运行中的。围绕集体领导制的发展,旨在将中国共产党内部民主结构加以理论化,并由此进一步将中国政府的内部民主结构加以理论化。第一部分讨论集体领导制的理论支撑——来自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政治意识形态,旨在将集体领导制的历史和效用更好地置于中国宪政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前提之中讨论集体领导制与全球宪政民主准则的关系。第二部分讨论胡鞍钢关于集体领导制的效率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包括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第三部分简要讨论了未竟的事业。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攻坚克难。未来共产党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从事实总结理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领导集体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表达——读胡鞍钢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从国际比较看，“集体领导制”远远优越于最早实行个人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美国的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产生，但总统一旦产生，就是个人集权制度。美国总统个人在担任国家元首的同时担任政府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司令，不再对国会负责，也不再对选民负责。

“领导党制”:类型学视角的中国政体新认识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体模式存在一种“道德偏见”,质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西方国家议会内政党不同,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建国型政党而言,政党领导并建立了国家政权,由此形成一种政党—国家体制。依据政体分类逻辑即按照政治权力中心的标准,在政党—国家体制下可以提炼出一种“领导党制”政体模式。中国的“领导党制”是由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所构成的“五位一体”模式,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领导党制”模式突破了传统西方政体理论仅从政党—政府体制角度划分政体类型的做法,为理解某些后发国家的政体提供新的类型学视角的认识。

从有效集中到权威丧失——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制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政党的领导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自列宁时期始,苏共领导核心的制度安排曾对前苏联有效集中权力进行现代国家建构起到过巨大作用。但斯大林时期领导核心制逐步异化为个人集权和专制,从根本上背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基本精神。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直至苏联解体的30多年里,要么重复斯大林的覆辙,要么陷入极端民主化和抛弃民主集中制的另一极端,领导核心制实际上处于虚化状态,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最终导致苏共权威丧失,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苏共领导核心制从有效集中到权威丧失的历史给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以深刻启示,那就是必须高度重视领导核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领导核心和集体领导的关系,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必须重视政治领袖的成长和培育。

领导干部问责制探析

伴随民主政治进程,领导干部问责制逐渐成为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对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树立权责一致的管理观念,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建立灵活用人机制均有积极意义。

浅析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路径完善

实践证明,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权力监督机制,也是建立"民主、廉洁、负责任"大学的有效制度安排。但作为一项建设阶段的制度,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状喜忧参半,建议高校可通过建立内外互补多元化问责机制,明晰责任归属,加强追踪监督力度,形成完整的问责监督体系,浓厚问责文化氛围等措施,完善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我国高校实行领导问责制的困境与破解之策

我国高校实行领导问责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实现高校管理规范化现代化法制化科学化以及长效化的制度和象征。文章从厘清高校领导问责制基本内涵入手,在分析我国高校实行领导问责制的困境基础上,进而提出破解之策。

联想:“家长领导制”向“集体领导制”转型

柳传志将联想控股的权力交接分为三步走——引进战略投资、组建新的管理团队以及他并没有指出的联想控股整体上市。作为联想控股新任接班人的朱立南,对于其肩负的责任,表示:"联想控股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将为此不懈努力。"

涉诉信访中领导接访制的优势与困局

领导接访制是司法实践中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可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霍桑效应中得到印证,但却面临着"人治"的困境。领导接访制与涉诉信访的法治化并不冲突,在社会的法治化转型过程中,"外儒内法"的领导接访制是沟通传统人治与现代法治的中介因素,能够顺利实现涉诉信访的法治化。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实施的意义与对策分析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目标。自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许多重大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为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8月初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暂行规定》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深化我国干部制度改革，规范干部管理工作具有重大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