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历史逻辑与具体落实——评《党领导立法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例》

本书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执政阶段党领导立法的逻辑与路径,并结合作者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论述了党领导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发展与实例。一、党领导立法的历史逻辑。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基本是由党根据革命经验直接作出决定或者立法。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要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党内法规视域下的党领导立法

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和加强对立法的领导是基础。党领导立法主要通过党内法规调整,党领导立法的规范依据是党章、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党领导立法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党主要通过提出宪法修改和解释建议、提出立法建议和审议立法规划与计划、对立法重大事项的讨论决定以及听取立法重大问题的报告这四种形式来领导立法。当前,需要从完善党领导立法的顶层设计,完善人大的党组制度和加强党在立法中的组织协调着手,通过完善党内法规,推动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化。

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格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内法规体系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新形势下,需要在理解百年来党领导立法工作的组织化进程的基础上,明确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的关系定位与形成过程,并力求推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现有制度格局的细化和优化。目前,党领导立法的工作重点应在职权配置上实现由“法制部门立法”向“领域立法”倾斜配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配置,并在程序上建立健全党内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双向闭环系统。这不但有助于党领导立法工作更加缜密,规范呈现其组织化过程,也为理解党与立法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可能。

坚持依法执政 重在领导立法

领导立法,符合现代各宪政国家中执政党履行执政职能的一般规律,是由中国执政党"总揽全局"的主观要求与立法活动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所决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创设正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成为党实施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党领导立法,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当科学配置立法权限,保障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资源和履行立法职权,理顺同级党委与人大党组的关系,尊重支持和督促立法机关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

加强与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的若干思考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国家立法活动中最具根本性的原则,加强与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相关程序中的各项组织要求和程序规范。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可具体分解为党的立法主张形成程序、党的组织与立法机关互动程序和国家法律形成程序三个部分。党的立法主张形成程序,宜重点落实党的立法主张形成过程中党内法规的相关组织程序规定,提高立法主张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党的组织与立法机关互动程序,要重点理顺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关系,明晰党的组织与国家立法机构的职权界限;国家法律形成程序,应重点理清党员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坚持党员代表的义务优先性原则,并确保其有效行使代表权利和职责。

论党内法规对党领导立法的保障与规范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立法法》明确规定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党如何领导立法,《立法法》无具体规定。通过党内法规明确规定党领导立法的原则与程序,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重要制度保障。党内法规在保障和规范党立法领导的具体制度设计方面,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则;其次应明确规定党领导立法的权能范围及具体程序事项。

论新时代党领导立法的科学内涵及实践要求

“党领导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法治建设的实践结晶。深刻理解党领导立法的科学内涵,不仅要认识到新时代党领导立法的重点已从政治规范保障向引领推动改革转变,而且必须正确处理党领导立法与立法机关主导立法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领导立法,充分发挥立法机关主导立法作用,不断提升立法质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化探索

党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根本的政治保证。2018年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宪法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要发挥其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即“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在推进党的领导的规范化建设的今天,党领导立法不仅是我国立法中应当遵守的一项輕原则,还应当将党领导立法具体化为一整套立法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即将其作为我国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守与执行的行为规范,因此有必要推进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化建设,为我国各级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活动,提供基本的准则指引。

论“党领导立法”原则及其实现路径

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应当通过规范党领导立法的具体程序、实现途径等内容,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新时代党领导立法的逻辑理路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党领导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上特色鲜明的制度优势,是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了国家立法需求的变化,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党领导立法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党领导立法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和逻辑理路,主要表现为更加主动地引领立法并将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的全过程、有力提升了领导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统一的视角加强领导立法的规范化建设等,反映了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执政的基本内容包括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和带头守法四个方面。"领导立法"摆在依法执政的首要环节。党与立法关系的理论要旨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立法的政治优势,总揽全局是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则,公平正义是党领导立法的价值准则,党领导立法是破解改革难题的必然途径。

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原理与构造

党与立法的关系是中国特色党法关系中最具标识性和典型意义的规范性范畴,也是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理,也为完善党领导立法的方式与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党领导立法的规范构造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领导立法的主体,即谁能代表党领导立法;二是党领导立法的内容与方式,即党怎么领导立法;三是党领导立法的对象和事项,即党领导立法意味着党领导谁以及领导什么。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内涵、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党领导立法的制度框架与规范逻辑。

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原理与构造

“党领导立法”是当代中国立法学研究的一个特有概念,也是理解中国特色党法关系的核心命题。在当代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和法治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党始终处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法学研究者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客观事实。党领导立法的主体“党领导立法”所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与国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

论党领导立法的显著优势

党领导立法是基于中国场域具有显著优势的政治原则和法治经验。党领导立法主要展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党领导立法的政治优势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禀赋,彰显于党领导立法的过程中能够科学把握领导立法的原则、方式、尺度,确保立法工作始终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谋篇布局、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勇毅前行、肩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使命赓续前进。党领导立法的组织优势证成于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实践过程中,表征于党领导立法的人才队伍建设、组织体系建设、组织原则三个方面。党领导立法的制度优势形成于党领导立法的制度创新过程中,体现为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党内决策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双向互动机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机制三个维度。其中,政治优势起着根本性、统领性、全局性作用,制度优势发挥着基础性、稳定性、长远性作用,组织优势是政治、制度优势发挥和效能转化的重要依托,三者有机统一于党领导立法的实践过程。

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逻辑与路径

领导立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呈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视野下,应当明确党领导立法工作具有法治意义上多重性质,必须依据党规国法进行,限于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的组织行为,与人大主导立法不相冲突等基本逻辑;除提出宪法修改和解释建议、审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重大立法事项研究决策等路径外,还应当积极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相应地完善或创新发展重大立法事项请示报告和工作汇报制度、立法公众沟通机制、党规国法衔接协调机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制度机制,并适时制定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础主干型党内法规。

论党领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只有明确党领导立法的实现路径与方式,健全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机制与程序,才能真正将党对立法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首先,依法确立党的重大立法事项决定权,明确其法定界限、调控对象及运行程序。其次,依法完善党的修宪建议权,明确修宪建议程序的启动原则、启动主体和参与主体,创设修宪建议程序机制,细化党行使修宪建议权的法定环节与步骤。再次,依法固化党的听取立法报告权,确定报告主体、界定报告权限、明确报告内容、设定报告方式。最后,构建党领导立法的法治规范体系,既要从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两个层面分别对此予以规定,又要注重国法与党规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其中,重点是要制定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立法工作规程》,完善党领导立法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立法的制度创新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立法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实现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基本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面临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党对立法工作的认识以及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党领导立法"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完善。回顾党领导立法的历史进程,我们得出的主要经验启示是: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党领导立法"的重大意义与内涵;"党领导立法"应处理好与"人大主导立法"的关系;"党领导立法"应以科学立法作为目标任务;"党领导立法"的内容与方式必须不断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党领导立法的逻辑与意义

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首先就体现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引领和主导。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方略下,“党领导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法治关系的最集中体现,是破除“党大还是法大”伪命题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路径。党领导立法,既要符合现代政党政治与立法关系互动的法治原理,又有其独特的政治意涵、确立方式、组织机制和实现形式,还要面临党与国家立法机关、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党领导国家立法与党领导党内立规等诸多关系的处理。

新时代党领导立法方式的新发展

立法领域是政策与法律碰撞与交融的主要场域,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党领导立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实现形式上从"原则批准"到"主动引领",在介入范围上由"立法准备阶段"拓展到"立法全过程"。在领导新时代立法的实践中,党领导立法的实现途径获得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既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时代要求,又是提高国家立法质量的必然路径。

党为何要领导立法——以人大立法为例

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人大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核心环节。近些年来,人大立法面临两个新议题:从人大代表的构成上来说,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需要协调多重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立法过程来说,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立法活动越来越由立法工作人员而非代表负责,导致部门立法难题。解决上述两大问题,要求加强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多元代表的共识基础,夯实了人大立法的全国性、整体性基础,确保了立法的公意性。同时,党的领导也有助于避免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和部门立法问题,提升立法过程的民主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领导人大立法要不断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思路上来,不断推进立法工作向上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