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海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国际关系分析

领海概念的确立在于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主权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需要,早期围绕领海宽度的主要学说和观点主要体现为航程说、视野说、射程说、3海里原则。传统的3海里规则在本质上是西方海洋强国主宰国际海洋秩序的产物;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围绕领海宽度问题的国际关系斗争,主张宽领海界限的国家以沿海利益为基础的结盟,与主张窄领海界限的国家以主张海洋利益为基础的结盟相对抗,构成了围绕领海宽度斗争的焦点;冷战背景下的美苏对抗以及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对围绕领海宽度的海洋政治结盟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论民国时期的领海制度建设问题——以领海划界问题为中心

领海划界问题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中华民国政府经过几次讨论,于1931年颁布了三海里令,标志着中华民国领海制度的正式建立,这在中国领海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三海里令的颁布外,中华民国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领海法令,表明中华民国在领海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民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不足也是显然的。

论中国的领海制度

领海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的领海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进立法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历史遗留和资源争夺等方面的原因,和周边沿海国家存在争议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领海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从1927—1937东沙群岛争端看近代中国海疆制度——以领海制度与岛礁定名为中心

1927—1937年间,因日本商人、渔民疯狂盗采东沙群岛海产资源而引发的中日交涉实质上已经触及领海制度诸多层面。这些交涉终未取得明显效果,暴露出近代中国海疆制度的诸多弊病:民国政府盲目追随英美列强,未能根据自身海防需要和当时国际舆论合理制定领海宽度;忽视渔业界线的划定,未对海产资源加以有效保护;岛礁定名混乱,为日方纠缠留下口实。这些漏洞导致东沙群岛问题反复发生,我国海洋权益未能有效得到保护。

20世纪初领海主权理论的传播及清政府的认识

领海主权观念的真正勃发当是在20世纪初年,当时的留日学生是促进这一过程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量翻译和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同时还对领海理论进行了一定研究。正是随着新一轮国际法知识的传输,领海理论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初年,清政府对领海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一些交涉事件中,清政府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最后几年里接受了从日本传来的领海主权理论,其认识水平已经走出了19世纪时的朦胧状态,甚至发展到了准备建立领海制度的程度。

十九世纪中国领海观念的传输与接受

领海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海洋国家中逐渐形成的国际法中重要的概念。当领海观念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之时,中国对于海洋领土的认识非常淡薄。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国际法的传输,中国才逐步接受领海主权观念。但这段时期内,中国的领海主权观念始终停留在萌芽阶段。20世纪初年,中国领海主权观念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领海和领海宽度的定义探析

当前,在我国通行的大量国际法著作中关于领海和领海宽度的定义都不够准确。文章从领海制度和领海宽度的产生发展,领海和领海宽度的确定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入手,为领海和领海宽度做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

毗连区纵横谈

毗连区的建立与领海有着密切的联系。领海制度的确立使沿海国可在此区域内行使主权保护本国利益，但狭窄的领海宽度并不能满足沿海国对某些重要国家权利如打击走私、非法移民和卫生防疫等进行有效维护的需求，同时扩大领海宽度又极易遭到国际上的争议和反对。于是，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在领海之外另设一个区域行使领海内某些特定权利的做法，毗连区制度并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