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

虽然韦伯在生前未能完成《经济与社会》“支配”一章中“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节,但是,基于他现有的著述,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从等级制会议中发展而来的议会制,与从绝对君主领导下的警察国家中发展而来的现代官僚制,基于权力划分原则进行的重组,构成了19世纪以后法治国中最重要的两项制度。不过,无论是从家产官僚制向现代官僚制的转变,还是现代官僚制的日常经营,都有领袖民主制的参与。因此,等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和领袖民主制各自为现代国家这架“机器”贡献了某一零部件。当这些从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发展脉络而来的要素共同汇聚到现代国家中时,它们之间的共存也充满了紧张。

民主抑或独裁:论马克斯·韦伯“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观

长期以来,马克斯·韦伯的'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设计被学界分别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进行解读,并由此把韦伯描述成一位民族主义者,或描述成一位自由主义者。这种基于单一实质价值立场的解读既无法洞察韦伯的形式主义的宪法观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内在限度,亦无法呈现出韦伯思想中更为深刻的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实际上,韦伯'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设计的初衷,来源于官僚支配与大众民主这一现代政治的双重背景。这既体现出韦伯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纠缠,同时亦反映出韦伯对普遍理性化进程的现代性命题的深刻把握与现实反思。

马克斯·韦伯“领袖民主制”宪法设计的思想根源

马克斯·韦伯"领袖民主制"的设计初衷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理解。一方面,由于德国身处20世纪初的紧张国际关系之中,"领袖民主制"被设计用来解决技术型官僚难以承担"权力政治"使命的问题。另一方面,面对高度合理化的官僚制有可能不断吞噬人类自由这一事实,韦伯也将"领袖民主制"视为拯救"自由"的一种手段。但在后一方面,韦伯对"自由"的含义,以及对"领袖民主制"在拯救"自由"上的实际意义的思考,仍然颇为暧昧。

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马克斯·韦伯论“议会民主制”——理性“铁笼”的祛除与一战后德国政治生活的重建

韦伯毕生所关心的问题是理性化/官僚制与自由的关系,他试图在现代社会理性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去寻求捍卫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政治方案。以往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对韦伯“领袖民主制”的探讨上,并认为领袖民主制的宪政框架无法清除极权主义要素,因而也就无法实质地去应对理性化问题。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为消除德国官僚制危机而提出的另一种可能——议会民主制。韦伯设想的议会民主制体现了其试图用卡里斯玛来疗救官僚制,同时又希望用议会民主来约束卡里斯玛的良苦用心,理论层面上是比领袖民主制在应对德国官僚制所带来的自由危机方面更为合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