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湖懋斋记盛》系民国以近的托名之作

《废艺斋集稿》中的《瓶湖懋斋记盛》残篇作者冠名敦敏,然学界于此一直存有争议。《瓶湖懋斋记盛》中的很多描写、记述均与敦敏的实际经历及清代基本制度相悖: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敦敏在山海关为母守灵,不可能分身在京居住;敦敏第一次去西山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天两次去西山白家疃实为子虚乌有;史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冬之际北京只下过一场“寸余”小雪,并无“雨雪频仍”;腊月二十四日并非常朝之期,官员都已封印放假,所谓董邦达上朝和写对联给假之事实为虚构。故《瓶湖懋斋记盛》既不可能是敦敏作品,也不可能是清人作品,应为民国以近的冒名之作。

一本很难据以用字行韵的诗韵

编写《江南新韵》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今人用平水韵”写旧体诗词常碰到不和谐的问题得以消除，二是不“使欣赏原有的格律诗词受到影响”。这两个目的不可能同时达到。这部诗韵矛盾百出，编者随心所欲，任意而为，以致错漏很多，无助于今天和今后的写诗填词。

蒙元诸王用驿问题初探

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便对诸子、诸弟以及功臣贵戚进行了草原兀鲁思分封,分封制度基本上贯穿蒙元发展的始终。驿站与分封诸王的军政、生活等息息相关。蒙元诸王作为元朝政权的核心政治集团,在经济政治上具有极高地位,在使用驿站上亦具有一定的特权。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诸王用驿更为频仍,加速了元代驿站的消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