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夏迦陵频伽艺术为元素的文创设计与应用

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出土于西夏3号王陵的迦陵频伽与礼制同源的辽、金迦陵频伽,在造型、细节上有明显区别,代表了西夏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文章以西夏迦陵频伽的艺术为元素,提取其造型、色彩、细节元素,创新设计出具有“西夏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创纪念品,助力考古文化产业。

元宇宙视域下敦煌迦陵频伽形象的虚拟数字人设计研究

元宇宙虚拟生态系统的形成为虚拟数字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虚拟数字人作为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媒介载体,在元宇宙背景下催生出更多的价值。以敦煌迦陵频伽形象塑造虚拟数字人,在考虑元宇宙对虚拟数字人的规范要求基础上,应汲取迦陵频伽的艺术特色,遵循虚拟数字人从形象到功能的设计原则,将两者达成有机融合。既能塑造虚拟数字人的个性特色与文化魅力,也是敦煌文化现代化、数字化的传承与弘扬。

梵文妙音,娜影旋势——《迦陵频伽》由“物”到“舞”的溯源与再现

迦陵频伽的藏语名为Kala-vin-va,被认为是一种妙音神鸟,其声音美妙动听,形象为人首鸟身,主要在唐代的壁画和墓室中出现,宋代也有类似迦陵频伽形象的建筑。近年来文艺工作者对于迦陵频伽的研究甚多,大致从考古、美术、建筑、壁画这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关于它的舞蹈艺术研究则较为少见。从舞蹈角度来看,其动作造型、舞姿流动、表情神韵是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融合,目前国内舞蹈学界试图从其他学科中找出与舞蹈有关的内容并加以筛选,以期能够更好体现其舞蹈形象。

迦陵频伽起源考

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图像在敦煌壁画中保存甚多 ,形象生动活泼 ,造型独特优美。

唐代敦煌壁画“迦陵频伽”造像与佛教音乐美学

敦煌石窟中,凡有《阿弥陀经变画》《观无量寿经变画》和部分《药师经变画》的壁画大都有一种鸟身人首的"迦陵频伽"乐伎造像参与,并与乐队与舞蹈造像同时显现。目前,学术界有关敦煌壁画中迦陵频伽伎乐的研究成果大多限定在迦陵频伽造像的来源和流播,或其与佛经的关系研究等方面,鲜有就此造像所蕴含的佛教音乐观念与唐代佛教音乐美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求从敦煌壁画在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迦陵频伽造像的图像学意义出发,探讨其与相关佛经及佛教净土宗的关系,以及其在唐代佛教音乐美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有助于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佛经文献与敦煌石窟净土变相中的“迦陵频伽”形象

西方净土经变画中“宝鸟”内容的绘制,使得西方净土变充满生机与活力。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方净土变”中就有依据佛经描绘的各种鸟类,而以人头鸟身迦陵频伽为特征的“鸟吟妙法”场景绘制自敦煌初唐时期出现,并一直延续到石窟开凿之末,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下来的迦陵频伽形象数量最多。结合佛经文献与敦煌石窟壁画,梳理佛教经典中所记载的人头鸟身迦陵频伽形象,进而探讨石窟中西方净土经变画的流变及其特征。

迦陵频伽在西夏王陵的象征意义

近年来在西夏王陵陆续有作为建筑构件的迦陵频伽出土。迦陵频伽是佛和西方净土的象征,西夏人把这种神鸟形象用于王陵,其目的是为了昭告世人,安葬在这里的皇帝就是大夏的佛。这种象征意义的出现是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河西地区传播的结果。

迦陵频伽:从西天佛国到北疆草原的意义嬗变

迦陵频伽相传是一种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雪域的神鸟,能发出美妙之音,若天若人。其最早见于佛教典籍,后成为佛教文化中之乐神。随着佛教北传,包括迦陵频伽等一批佛教神祇在内的造型器物和纹样,亦融合于华夏大地的宗教艺术中,且一路北上至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在中国北方草原诸游牧民族的宗教艺术中,落地生根。但其形象的本身意义,则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多有变化。

佛曲《频伽音》([叫街声])研究

文章对明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朱棣主持编辑的佛教歌曲集《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中的《频伽音》与清代《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的10首[叫声]曲牌的词格结构、句式类别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频伽音》与[叫声]的结构特点,认为我国民间大量的"叫声""叫街声"的传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乐目家族。这一家族超越了必须以某一旋律维系与贯穿的原则,而以演唱功能和职业特征作为乐目家族维系的标准。由《频伽音》衍变的众多佛教歌曲《弘利益之曲》,显示了悠久的历史传承,承载了丰厚的民间音乐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编创者理念上的开放性及其佛曲编创的创新性。

试述甘肃地区迦陵频伽分布与演变

甘肃地区发现的迦陵频伽主要分布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谷大象山石窟等地,在甘肃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分布。在甘肃地区发现的迦陵频伽,与犍陀罗和新疆地区迦陵频伽相比,发生了外观形象、功能和内涵上的改变。

西夏三号陵出土迦陵频伽、摩羯的艺术造型

2000年10月至2001年10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夏陵区管理处对西夏陵区的三号陵进行了建筑遗存清理发掘,2007年发布了《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1报告称三号陵出土了几件屋脊饰构件,其中属于垂脊和戗脊装饰构件中人头鸟身的伽陵频伽、兽头(或鱼头)摩羯、海狮、四足兽(不确定名称)艺术造型比较特殊,作振翅飞翔状。尤其是迦陵频伽和摩羯背插双翅和尾翅的艺术形象造型独特,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迦陵频伽来源及建筑装饰述评

迦陵频伽作为佛教特定的形象,在中国境内广泛流传。其来源与希腊化艺术传播密切相关,而作为建筑装饰广泛出现在建筑物中,则与其自身所特有的艺术性和佛教信仰世俗化有很大关系。

迦陵频伽乐舞形象研究

在大量的古代造像中,有一种人头鸟身的独特艺术形象——迦陵频伽,其在古代壁画中通常以乐舞伎的形象呈现。从迦陵频伽的含义及其不同渊源说出发,从其在造像艺术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着手,结合舞蹈专业实践,对迦陵频伽这一乐舞形象进行敦煌舞的编创,力求复原并创新这一乐舞形式。

从“广陵散”到迦陵频伽——中国佛教音乐谈丛

有一首中国古曲的名字,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成了某种失传文化的代名词。每当人们要痛惜“礼崩乐坏”,感叹某种文化后继无人时,都要提起它。这就是古琴名曲《广陵散》。据说,这首美妙的琴曲是神传给嵇康的。这位正直、洒脱、“多异志”、“有奇才”、带点怪癖却又真正称得起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知识分子,生前对这首乐曲过于宝爱,视如生命,“誓不传人”,以至他虽能舍生取义,如此平静、尊严地对待死亡,临刑前仍“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却不得不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广陵散于今绝矣!”

金代磁州窑三彩脊饰迦陵频伽的设计特征

迦陵频伽是佛教常见的神话形象,在唐代主要出现在壁画、墓室、工艺品中,宋金时期开始出现在建筑脊饰、瓦当上。本文追溯脊饰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的起源,进而重点探讨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三彩脊饰迦陵频伽多元融合的造型、世俗化的装饰、就地取材的胎料釉料、传承唐宋的三彩工艺、保护建筑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等设计特征。从设计学的角度对金代磁州窑三彩脊饰伽棱频伽进行分析与研究,有助于理解建筑构件脊饰的设计规律以及文化内涵,从而为当今的建筑设计提供参考。

金代文物中的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是佛教典籍中记载的-种神鸟,因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故又名妙音鸟,形象为人首鸟身。《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815年)八月,“诃陵国遣使献僧柢童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名宝”。有唐一代,迦陵频伽形象既广泛存在于莫高窟、榆林石窟、龙门石窟的壁画中,又作为装饰图案出现在中原佛寺塔基券门以及舍利石棺中。

西夏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相关问题考述

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的装饰风格、工艺造型与已出土的其他西夏金银器具有高度相似性。迦陵频伽纹和大量莲瓣联珠纹的使用,证实了唐宋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深刻影响。

“千秋”与“迦陵频伽”图像的辨别——从“天子坟”出土人面鸟身银饰谈起

安徽当涂洞阳东吴墓作为一座高等级孙吴墓,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珍贵文物,其中有一件银质人面鸟身形象饰片,被学者称为“迦陵频伽”,也称“妙音鸟”。然而,手持乐器的“迦陵频伽”图像在中国本土的出现不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天子坟”的修建年代不符。对比先秦至南北朝墓葬中所表现的人面鸟身图像特征,此饰片并非“迦陵频伽”,而是汉以来强调飞升、成仙的“千秋”。

寺观壁画中迦陵频伽与共命鸟的色彩研究

迦陵频伽、共命鸟是出现寺观壁画中的形象,都具有人首鸟身的特征,具有传播妙音的特性。迦陵频伽与共命鸟色彩丰富,从初唐开始就广泛出现于石窟寺院之中、舍利容器之上、墓内装饰带与美术工艺品表面。在寺观壁画中,迦陵频伽与共命鸟时有出现,展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特征。本文将共命鸟与迦陵频伽共同列举,同步研究,梳理了寺观壁画中出现的迦陵频伽与共命鸟出现的壁画、绘画手法、颜料选择,探讨迦陵频伽、共命鸟形象在寺观壁画中形成的色彩语言。

浅谈大像山石窟迦陵频伽的艺术特征

甘谷大像山石窟6号窟内的迦陵频伽,数量不多,仅有两尊,但其外形独特,色彩艳丽,圆雕悬塑的塑造手法,在丝绸之路河西地区的石窟中并不多见,对于这种独特性的形成,既有空间因素,又受佛教思想东传过程中的影响;可以说是佛教思想和理念被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融改进后的产物。迦陵频伽做为佛教造像符号,不论是起源于印度和希腊罗马神话传说,还是形成于本土,都是以能歌善舞的形象出现。而大像山石窟中的两尊迦陵频伽手中无乐器,手托贡品供养佛,两尊塑像嘴微张,呈唱歌状,一尊附身向下呈飞翔的姿态,另一尊呈奋力向上飞翔的姿态。除了表现迦陵频伽"妙音"和"善舞"的特质外,则重点表达其鸣声可传递佛菩萨讲经说法,象征"法音喧流"的佛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