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的典范——孔子与颜子的师生情谊新论

孔子对于颜子来说是循循善诱的先生、率先垂范的师长、至高无上的圣人和情同父子的同道。没有孔子诲人不倦的殷殷教诲、以身示范的言传身教和关爱有加的情感支持,颜子不可能成为七十二贤之首,更不可能成为复圣。颜子之于孔子,既是孔子不违如愚的学生,又是孔子谈学论道的益友和矢志不渝的同道,孔子把自己学说的传承希望寄托于颜子。孔子最赏识颜子,颜子最敬仰夫子。孔颜虽然不是父子,却情同父子,更胜父子。

见微知著,穷神知化:复圣颜子的生命智慧

复圣颜子天生具备明睿潜纯的圣人之资,终其一生修德行仁,守善不移。他虽然身处乱世,但是洞悉天道,表现出非凡的智慧。颜子具备覆天载地的仁爱之心、恻隐之情,唯其有大仁大爱,故而能知微知彰、察往知来,具备卓越的辨识之智。作为后世景仰的复圣,颜子身处乱世用行舍藏,终其一生践行仁德、孜孜不倦,其智慧达到了“见微知著”“穷神知化”的弥高境界。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教育思想引证与疑义

《颜子所好何学论》已经奠定了程颐思想的基本框架。遍观语录和文集 ,正是对《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深入阐述。而且 ,从结构上看 ,《颜子所好何学论》正是一篇教育学论文 ,除“格物致知”外 ,程颐的整个教育思想表述得完整而清晰。本文考证了《颜子所好何学论》的写作时间 ,并援引语录和文集作为佐证 ,对《颜子所好何学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 ,最后对程颐以及整个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立志问题、形而上学的道德预设问题、道德责任问题。

学以致圣——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篇解析

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旨在坚定士人成圣的信念并探索切实可行的成圣途径。为此,他基于自身的为学经历,破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偏见,将为学与成圣关联起来。针对人们的善性被不受控制的情感所遮蔽的心性状态,他提出了"性其情"的工夫原则,要求学者自觉善性,并以此来约束情感。在具体方法上,程颐坚持"自明而诚""先知后行"的工夫进路,认为工夫包括知道、信道和行道三个次第相连而又浑然一体的环节,并将颜子视为以此种工夫把握道体的典范。他进而指出,颜子与圣人相比只差一个熟化的阶段,因而前者最终成圣只是时间问题。这说明"学以致圣"是完全可能的,学者要做的就是端正为学动机,自觉拒斥俗学。程颐此论所针对的是北宋中期士人追求科举仕进,好为"巧文丽辞"的时代风潮,它确立了宋明理学的修养目标,并勾勒出理学工夫论的基本走向,在理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

论“孔颜乐处”：回到颜子去！

本文致力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孔颜乐处”思想做出全面解析。从分析颜渊其人入手,确定颜子具有“默然不愚”“好学笃思”的情性。解析出所谓“颜氏子之乐”何乐之有?所乐为何?进而从外在特征和内在特质两个层面,确定“孔颜之乐”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然而,“孔颜乐处”却可以归于“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觉”,也非“理性的神秘”。作为一种“高峰体验”,这种境界可以定位为一种“通巫史”“准宗教”“高道德”和“泛审美”的神秘圆融之境。孔颜之乐,作为一种“情理神秘”,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悦乐与乐道为一),也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未发与已发不分),实乃现实的“一个世界的神秘”。回到子思去,不如“复为颜子入道之门”,回到颜回那种切实笃实而又默静求乐的境界去,从而复兴孔门儒学。

颜子尊师重道及影响

颜子能做到认真听孔子讲学,好学善思,对孔子的学问、道德推崇备至,视师如父,讲信修睦,团结门人,贫而乐道等,对中华民族尊师重道传统美德的形成影响较大,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颜子“公案”论

出自孔子评价颜子"三月不违仁",牵连出儒家对于颜子是至"熟"论或未"熟"论的"公案"。这一"公案"的实质,是儒家"熟仁"思想的检讨。梳理和评判诸儒在此的态度,是研究儒家"熟仁"思想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能准确把握颜子作为"复圣"的理由和在儒家系列里的应有地位。

儒学传家、道德治国的颜子家族——评《颜子家族的历史与文化》

家族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家族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有关中国古代家族史的研究，迄今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多偏重于家族制度方面的研究，以家族主体为对象的个案考察则不多见。汲广运、高梅两位年轻学者撰写的《颜子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这方面作了较成功的探索。

颜子的和谐品格及其现代意义

颜子是孔门诸多弟子中对孔子"仁"的思想最忠实的持守者和践履者。颜子的"好学"品格在《论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入世之心与隐者风范表现在多个方面。颜子之"愚",是"大智若愚";其"默"是内心体验的一种境界;颜子的境界是砥砺心志、修养心性的必然结果。颜子所表现出的和谐品格有其现代意义。

颜子所乐何事?——对于理学境界论的一个哲学阐释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创者,对二程最重要的启示是"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涉及儒家的境界论问题,主要讨论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如何由有限而达到无限。在这个问题上,周敦颐以"道德有于身"进行了初步回答,二程则继续深化,提出颜子之所乐,在于经验世界与价值世界合一而产生的精神快乐。此外,抛开历史记录,论文以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理论,对"颜子所乐何事"提供另一种思路的哲学阐释。

一脉相承:周敦颐、程颐论颜子

文章依据程颐所撰《颜子所好何学论》,探析程子对周子倡言"孔颜乐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孔颜之乐"是一种人生境界,关乎人生体验及如何安身立命,故周敦颐教授二程学习"孔颜之乐"最为人所深究;"孔颜之乐"亦是儒学成德之教的一种验证,周子在《通书》中有一篇短文谈及颜子,尽管未作疏理分析。

阳明学的“良知”与“知识”之辨——再论“颜子没而圣学亡”

"颜子没而圣学亡"的命题,王阳明提出之后旋即引起争议。王畿继承阳明的思想,继续发展论证该说。除该命题所蕴含的"心学道统论"独立、开放的意义之外,从良知与知识的角度,王阳明与王畿师徒二人以此命题反对后世流传的以子贡为代表的外向闻见之学,并进一步强调颜子先天之学的重要性。王畿的思想中,外在的知识不同于内在的良知,但知识本身又是良知发用的一部分。一方面,王畿担心外在闻见对于良知发见的遮蔽,另一方面王畿也认为在良知的主导下,可以实现转识成知的默识。

心学对颜子的诠释及其意义

颜子诠释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特色,通过对宋明儒学道统论由"轲之死"到"颜子没"的转换,显示了心学的学术精神由知识到思想的不同追求的变化。即,心学通过对颜子的诠释,要求超越传统儒学知识性学问的局限,回归到没有现成知识却无所不知的心灵本性,也即思想。道统在心学中本来只是一个幌子,最后却使这种转换的意义模糊了。

论颜子的德行及其孔门地位的确立

颜子在孔门弟子中位居七十二贤之首,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颜子在孔门弟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颜子卓冠贤科,德行第一,在孔门弟子中起着榜样示范作用;颜子使门人益亲,起到了稳定人心、团结孔门的作用;颜子知无不言、谏诤同窗,以言载行,知交同门;颜子躬自厚责、薄责于人、率先垂范、以践行之德垂范孔门弟子。因而颜子众贤之首的地位,得到了孔门其他弟子的认可。

试论颜子至诚无息的学而道路和生命投入精神

颜回,是孔学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孔颜人格是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和颜回实践的君子人格的完整表述。孔颜人格中的颜回精神,是孔子传述和弘扬古代文化之生命投入精神,它是以生命投入方式所生成建构起来的内省领悟的心学精神和践行尽性的生活精神,前者的内生动力是其安分守己的使命精神;后者的内生动力是其真实无欺的至诚无息精神。颜回之生命投入精神生成的最终思想资源,是夫子以精神历史学和知识形态学为根本内容的君子道德哲学;颜回的生命投入精神得以建构的根本方法,是夫子的“学而为己”精神。

论颜子的政治思想

颜子志于大舜、心向大同,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借鉴历史经验,革故鼎新、推陈出新。颜子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主张施政要“无伐善,无施劳”,既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也不以劳苦之事强加于人民。他主张铸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咸获永宁。虽然颜子一生中做过诸多政治尝试,但是由于身处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乱世,他的政治抱负只能化为泡影,政治尝试最终归于失败。颜子以其仁政德治思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不折不挠的政治追求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政治大贤的历史形象,并为世人描绘了美好的政治愿景。

作为亚圣的颜子与克己复礼——以海昏侯墓衣镜颜子传记为中心

海昏侯墓出土的衣镜显示颜子居孔门弟子之首,衣镜的颜子传记可与《论语》《史记》相印证。颜子传记分为五部分,分别是生平、孔颜的克己复礼为仁、博文约礼、用行舍藏、孔子评颜子。克己复礼在颜子之学中居首,是颜子之学的主旨。通过《论语》内证:克己复礼与“克、伐、怨、欲不行焉”分别表现“克”之能义与约束义,与孔子回答仲弓问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成乾坤互通;外证于《左传》的“克己复礼,仁也”。内圣与外王一致,儒者的内圣根本确立后,陋巷与天下只是内圣转化外王的不同场域而已,颜子与禹稷同功。颜子内圣之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奠定了宋明理学治欲修身的基本结构。

周程授受说的回顾与再探——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中心的考察

周敦颐与二程的学术渊源,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堪称理学“道统”谱系中的“第一”问题。但学者们对于周程之间是否存在理学家所描述的“授受”关系,始终持不同看法。近几十年来,邓广铭、陈植锷、土田健次郎和杨柱才等先后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在几乎穷尽了“史实”型材料后,各方仍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义理”独特性的分析,以及对此独特性来源的呈现,对该公案再做新的讨论。希望由此将周程授受问题回置于北宋儒学语境、而非周程二人之间加以考察,从而激发该议题新的讨论空间。

学宗颜子:阳明心学理论的演变与定型

颜子是宋明理学道统理论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对于颜子的评判,贯穿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经典诠释及道统理论建构的整个学思生涯。龙场悟道之后,阳明首倡“颜子没而圣学亡”以论述其道统理论,并以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为经典依据,诠释格物新说,以从学理上批判朱子格物旧说。随着“心即理”理论的提出,阳明从工夫论的角度认为“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是践行心学理论的标杆性人物。晚年阳明提出“致良知”理论,对道统论进行了修正,主张“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认为“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阳明认为“良知是乐之本体”,通过赋予良知宇宙论层面生化天地万物的能力,借助对“孔颜之乐”这一命题的阐释,完成了“万物一体”心学境界论的建构。王阳明对于颜子道统地位及与颜子相关经典问题的论述,为其心学理论的权威性提供了道统依据及经典文本依据。

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

孔子自道“好学”,又独称颜子“好学”。颜子之学得孔子真传,后世亦多以颜子之学为孔学的门径。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这双重的同一性,乃是颜子之学的内在根据,通于孔子“一以贯之”之旨。孔颜由是而学,由是而好学、乐学,以至于“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境。了解颜子“好学”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学颜子之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