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鹤生与颜李学派考略

恽鹤生自识李塨,尽弃前学,而学习斋之学。他私淑颜元,在与李塨的交往中,立日记省心改过,坚守三物之学,六艺之教。他的著作《大学正业》,继承了颜李学说并有所发挥。晚年归常州,将颜学南传。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与之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多元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颜李学研究述评

晚清以降,颜李学走向复兴。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颜李学研究步入第四期,即多元发展的阶段。其时,研究队伍较之以往愈加壮大,故相关著述随之增多,考察视角亦日趋多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涉猎该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方法研析颜李学,从而开拓了其研究的崭新路径。

清末国粹派颜李学研究述论

晚清以降,颜李学走向复兴。至清末时期,学界对该学说的研究愈加深入,其中国粹派学人出力尤多。他们搜辑刊刻颜李著述,研讨其学术特色,倡扬其实学宗旨,挖掘其西学因素,提炼其教育和军事思想,并对颜李学的部分观点进行颇中肯綮的商榷。质言之,国粹派学人的研究,其中既有对学说本身的挖掘与"发现",又有基于政治诉求的阐释与"发明",在这种古今沟通、中西交融之下,近代意义上的颜李学之雏形已初具规模。

颜李学衰落的生态审视

颜李学派是清初著名的学术流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颜李学术传播不久,在清中叶即迅速衰落。颜李学的衰落与社会生态的变化有着必然联系,亦与其自身的缺失直接相关。

“现代与传统兼具”:近代颜李学复兴之内因刍议

清初重视习行与事功的学术流派,颜李学之所以能于晚清重新复兴,并在民国时期成为学界热议课题,除去时代环境的客观需求外,其自身学术思想的特殊性方为主因。颜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其学说的某些方面确有与晚清改革主张、近代西方学术相契合之处;另一方面,因脱胎于传统,颜李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空疏和痼弊,与其所倡扬的崇实之学相抵触。认清颜李学这两重底色,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学界的颜李学研究之所以呈现选择性阐释和针对性批判的状况。

梁启超关于颜李学研究的路径及其逻辑演进过程

作为民国颜李学研究之开拓者,梁启超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内在诉求和"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之下,对颜李学的理解经历了从"新旧过渡"与"兼反汉宋"到"清学支流"与"实用主义代表"的演进过程。尤其是1923年后,他更追逐时趋,引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一方面把颜李二人再塑成反理学的思想家,并将其二人置于清代反理学谱系中的开端,从而奠定了他们于清代思想史中革命派的角色和地位;另一方面梁以西释中,彰显出颜李学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将该领域研究引入新天地。梁氏之研究虽存在诸多偏颇之处,但在当时民国学界产生了不小的示范意义。

钱玄同“复古与反复古”思想变换的逻辑理路——颜李学渊源、经学今古文立场之变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

周作人曾经以"复古与反复古"的变换来概述钱玄同一生的思想。本文将钱玄同的学术思想与刘师培加以联系,追溯到集经今文学、颜李学与浙东史学于一身的晚清戴望。将戴望之学作为基点,分析钱玄同"复古与反复古"所包含的学术与民族革命两种思想成分的演变:学术思想的演变源自经学今古文立场的转换,民族思想的演变由时势所致,与晚清以来的颜李学、浙东史学传承相联系。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由今文经学的"辨伪"与胡适的"整理国故"、顾颉刚的"古史辨"相呼应,形成史学上的"疑古"运动,也因此与鲁迅产生思想的隔阂。

创建典范与学术商榷:民国颜李学研究述论——以梁启超、胡适、钱穆为中心

作为民国清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胡适和钱穆三位学人在颜李学研究上用力颇深,探讨甚多,促使该研究走向深入。梁、胡之研究体现出其沟通中西的创新与努力,其典范意义值得肯定;而钱穆对前者的反拨则彰显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双方有着各自的关怀与合理性。是故三者在颜李学研究上之阐述与商榷,大致同其学术立场、治学路径和文化观念的相异有关,这不仅具有学术史上的研究价值,亦折射出思想史上的检讨意义。换言之,三位学人的颜李学研究可谓民国清学史研究大势的一个缩影。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清季民初北学嬗变述论

北学传统由来既久,且硕儒辈出,故其学术底蕴非常深厚。然有清一代文网甚密,加之彼时直隶鲜有著名学者或学派产生,清前中期北学实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愈发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学术交流与熏染亦更加活跃,随着湖湘学术、桐城古文、西学等纷纷引入直隶,北学面貌因之发生嬗变。而恰恰是学风交融之影响与刺激,直隶籍政学人士逐渐意识到重振北学之重要性,于是他们在此共识下重拾谱系建构,开启了北学复兴的大幕。综观这一进程,体现出谱系建构与延续,学风交融与改化,政治与学术复杂交织的三大特色。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重振北学的尝试--《大清畿辅先哲传》编纂缘起与内在意蕴

通过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徐世昌诸人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对有清一代北学大貌与内在脉络进行了完善与再建,可视作晚清数十年来莲池学术群体几代积淀后的一个总结。此著作堪称民国问世甚早的清学史作品,价值颇高。通观清季民初从创建畿辅先哲祠至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之过程,其间政学群体的互动、地域理念的承继、学术群体的扶植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四存学会主要活动述论

四存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活动,推广颜李学,宣传自己的文化主张,其中包括编辑出版《四存月刊》,作为自己的言论阵地;创办四存中学,践行颜李学的理论主张;倾力搜求颜李遗著,整理出版颜李文献。这一切活动的实施,将近代颜李学的复兴推向了一个高峰。

民国文化视野中的四存学会

四存学会的文化观可以概括为以颜李为主体,兼顾中西新旧,这种文化观,明显具有调和论的特征。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顽固守旧,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互补。四存学会对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颇多指责和不满,认为这种激进的行为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四存学会代表了颜李学在近代复兴的最高峰,它的兴衰,与颜李学在近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四存学会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建设应该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取人之长,为我所用。

学术与政治的复杂交织:1919年“颜李从祀事件”探析

1919年"颜李从祀事件"的出现,其内外因缘颇为复杂。自晚清曾国藩于直隶兴学始,外籍学者在此收徒讲学,北学遂呈南北兼具、中西融汇之特色,此为颜李学能于之后复兴的学术渊源。同时,占籍天津的徐世昌出任总统后,急需一套学说来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服务,亦要应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思潮。因徐氏对北学的地域文化认同及曾主持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使其自然极力将颜李学这一"畿辅自有之学派"抬升为"天下学",以供其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之用,这是徐氏尊崇颜李学的现实动因。故1919年"颜李从祀事件",折射出学术与政治的复杂交织。该事件虽未能改变颜李学在儒家学术谱系中的位置,但对民国颜李学研究的升温,确也有客观促进之效。

戴望述略

戴望是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学者 ,虽享年仅三十七岁 ,却给近代学术文化史留下了颇具争议的足迹。由于研究材料的零散缺佚 ,这个人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谜 ,从而使人们难以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是非。本文试图通过史料的钩稽和戴望遗著的研究 。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太平天国后的浙江学风变迁——以戴望为中心的研究

太平军被镇压后,随着湘军的胜利,理学思潮盛行。浙江文人群体与此风气颇有违背,个中代表尤以戴望为最。他痛诋宋儒如大敌,高倡公羊经说,重拾沉寂百年的颜李之学,与俞樾、谭献、赵之谦、孙诒让、杨岘、凌霞等人多有共同的治学旨趣,在多个领域有密切交流。由他的学术历程,亦可窥见晚清浙江学术发展之一斑。

思古之道,伤今之俗:戴望思想的多元化与经世之志的归一

戴望身处清代晚期,深受颜李之学、戴震之学、公羊学之熏染,面对社会现实,急切糅合以上三种思想,通过知识考据以追寻圣人之道的本质,从而由复古以照观现实,期望践行儒家式的经世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