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论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美学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书写了许多生命的凋零与死亡。鄂温克民族的盛衰以及生命的轮回,在小说中被叙述得沉静而悲悯。作者站在广阔的文化视角描写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死亡的无常与永恒、民族的繁衍与磨难。从死亡美学的视角来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死亡意象与葬礼仪式,不仅可以窥见鄂温克文化的野性与柔情,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游牧民族在艰难生存中向死而生的大爱,从而领悟超越死亡、生命至上的永恒精神。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画境艺术

中国诗情画意的古典美学传统源远流长,迟子建承袭了中国传统诗画艺术对意境的追求,将绘画技艺理念嫁接到文学创作中。作者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呈现了一种水墨画般简约隽永的画境艺术,以设色、写意、空白三种绘画表现手法为切入点,阐释出《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现出的视觉美、笔法美、布局美,挖掘小说画境艺术的独特价值。

对深藏于文化底层的神话的触摸——《额尔古纳河右岸》隐秘意蕴探析

《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是描写古老的鄂温克族衰落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是天神神话、火神神话和萨满神话,以及神话精神如何内化为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老祖母的岩画便是鄂温克族心理原型的象征。作家描写妮浩萨满和尼都萨满,并非为了写萨满而写萨满,而是为了体现神话和萨满精神已内化为鄂温克人的思想性格。作家通过对萨满仪式的描写,使遥远的神话与当下鄂温克人的思想精神紧密相连,从而表现了独属于鄂温克族的文明。古老的鄂温克族的衰落也是那些古老神话的没落,还有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衰微。迟子建以鄂温克族衰落的故事触摸到了远古神话,并以那种神话的光辉烛照了现实,成为此部小说最隐秘的意蕴。

归化异化视角下《额尔古纳河右岸》徐穆实英译本研究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由迟子建所著的一部长篇少数民族题材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英文版由汉学家徐穆实翻译,其译本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其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本文从归化异化的视角分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翻译,梳理译者徐穆实所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并分析归化异化策略在翻译时的优势与作用。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蓄意隐喻的识别与翻译

蓄意隐喻可通过蓄意隐喻识别程序、隐喻标记词、隐喻扩展、隐喻群多种方式进行识别。对源文本中蓄意隐喻映射关系、组成成分、扩展形式的识别并评估其蓄意性与隐喻性,可指导翻译过程中蓄意隐喻的重新架构与合成。本文以隐喻的蓄意性与隐喻性强弱变化为衡量尺度,对《额尔古纳河右岸》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的隐喻进行识别与对比。重构隐喻映射关系、再现隐喻扩展形式、维持隐喻性词汇数量是保持隐喻蓄意性与隐喻性不变的合理途径。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多布库尔河》死亡书写对读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萨娜的《多布库尔河》在死亡书写方面具有一定的对读空间。迟子建为人物的死亡设计了无常、自戕与牺牲三种类型,寄托了文化隐喻、时代主题与作家的生命思辨。在死亡意蕴的呈现上,迟子建延续其一贯的死亡书写风格,运用闪前叙事、穿插谶语及神秘事件等手段酿造出“神秘的真实感”,直观展现死亡结果;萨娜小说中的男性之死指向母亲身份与族群身份的通约建构,具有“真实的神秘感”,并侧重展现死亡阴影的持续笼罩过程。生死哲学探讨死亡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生死互渗”,“万物有灵”的诗性思维使迟子建将“死”视为另一种“生”;相比之下,萨娜更具深厚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浓郁的原乡情绪和本土情节,往往将死亡与生命个体的苦难整合在一起言说,并将死亡视为对苦难的永恒超越。

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色彩,译介这类作品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语言流畅自然,可读性强,受到众多西方媒体关注。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出发,以《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从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五个方面分析其译介过程,探讨少数民族题材小说“走出去”的传播模式,以期能为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一定的借鉴。

物·造物:边地民间女性之现代轮廓——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谫论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建构的边地鄂温克族民间图景仿佛是现代女性权力关系的原始复刻,其中隐匿着文学书写中女性人格由“物”到“造物”的回归,这些共同导向了当代人类对原始母系故园作深层现代性追问的驳杂精神状态,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人类性爱和生育的自然过程被赋予了复杂的文本内涵,成为推动叙事的深层动力;第二,女性掌握了本体书写“空白之页”的历史话语权,中国由男性文人录史的文化传统发生偏移;第三,女性崛起的同时伴随着男性群体的“畸化”,其中隐喻着当代作家企图打破性别本质主义,激活两性间流动力和沟通力的现代尝试。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

迟子建是一位生长于北国边地的作家,独特的地理空间成为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并影响了她的创作风格。在她的代表性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空间首先意味着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的场景,这一空间根植于大兴安岭一带原始而广阔的大自然,具有诗学品格;其次,她通过鄂温克人迁徙的几次空间转换,以空间表现时间,展现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相遇以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悲哀和无奈;再次,作家的创作心理具有空间性,其故乡的生活与体验为创作提供了灵感和动力;最后,她采取主题重复的空间叙事技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价值指向。

村落实体变迁与仪式功用变化——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说起

仪式在实体变迁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功用也在不断变化。当村落实体稳定存在时,仪式起着增强族群归属感、认同感的作用;当村落实体处在不断变迁中时,仪式与艺术紧密结合,其作用更偏向于记忆、保存与心理慰藉。透过《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诸多仪式,看到一个边缘的部落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看到压抑于理性底层的情感宣泄与欲望释放。当仪式的范畴扩大,文学创作也被视为一种仪式,作家通过它与自我对话,也通过它进行着个人新生与部落新生的尝试,为之后思考仪式与实体、艺术及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研究

翻译民族历史文化书籍对传播民族文化和推广民族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通过“多维”转换实现适应与选择的活动。笔者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转换视角分析徐穆实英译本,以期为运用“三维”转换研究民族历史文化文本的翻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反叛者”的悲剧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依莲娜的生存困境

《额尔古纳河右岸》具有“第三地写作”,将“小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重置,以求对现代化文明进程中,弱势文明陨落的进一步反思。 在“回不去”与“融不入”的双重困境下,最终依莲娜在与河流的融入中得到救赎与消解,用生命呼喊的同时也表现出无能为力。依莲娜是第一个走出自然的,却无法采取果决的态度,这是文明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让“先觉者”充分认识自身并赶上“文明快车”,以此建构起现代文明如何推进的反思空间是不容忽怠的。

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以《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主体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面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返魅"叙事的方式表达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然而从性别角度观之,两部文本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策略却迥然有异,小说对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两性关系的把握方式也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透露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文化元素探微

原始萨满文化作为北方文化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但由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使得它显得依旧那样的神秘。《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平民史诗般的描述,将鄂温克民族的萨满文化由幕后推至台前。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鄂温克民族住宿、狩猎、食用、穿戴的民俗以及与驯鹿、野兽、鱼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尽情领略那充满神秘气息的萨满文化。

浅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了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历史。东北作家迟子建深受萨满文化影响,于作品中叙述鄂温克族苦难历史的同时展示了神秘而又丰富的萨满民俗世界。萨满跳神仪式、多神崇拜民俗、"万物有灵"及"灵魂不灭"等观念在文中得到了艺术渗透与升华,作品充满浓郁的萨满文化色彩。

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论文从生态语言学批评角度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系统考察,具体分析了该作品中旨在加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命名”、恢复人与自然连续性的“生态语法”、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关系的“生态叙事”、促进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濒危语言拯救的诸种表现和可能。生态语言学批评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之一,其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在一般语言系统和非文学性话语文本,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生态语言学批评,既可拓展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应用范围,也可拓展《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批评路径,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生态语言和生态精神。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审美价值取向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迟子建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展现给读者的是完全陌生的少数民族原始生态及百年沧桑。其对人与自然的神性描写,对原始宗教文化的形象阐释,都极富灵性。从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之美、豁达本真的生死观、万物因缘聚合等多方面体现出了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而引发读者对人与自然、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书写与种族代言

以人类学为知识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态的书写,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种突出现象。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人近百年来的生存状况和当下困境,小说在地域书写上展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却在鄂温克人的精神代言方面,留下些许遗憾。

多重视域下的悲剧书写——《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共性探析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悲剧书写上有一定的共性。在女性视域下,《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性老人,且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在生态批评视域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态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最终逐渐走向没落。在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将民族传统观念中的"万物有灵"思想行文于作品当中,亦真亦幻地再现了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民族视域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指出了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团结、包容。

生态视野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困惑——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探析

迟子建以她惯有的温情叙述滋养着黑土地文化的写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将生态话语纳入文学书写的维度,为我们展露了现代文明入侵下的鄂温克族民俗文化、生存方式以及生态资源等境况,彰显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遭遇的尴尬、悲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