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三老习课艺

杨再隋教授常常谈及周一贯、于永正、贾志敏等老师的事迹,指点我们观摩三老的教学录像,研磨三老的教案实录,研读三老的宏文大章。近些年,我有幸得到三老的耳提面命。于永正先生对我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一次,于老上《一株紫丁香》一课,我评课。开始,我惶恐不安,不敢动笔。我怎么有资格去评论于老的课呢？我到于老那儿,去领受教诲。于老说：“小伙子,你就把我当做新娘子,练练颠轿子的功夫吧。”听完课,我很忐忑地写完评课稿,恭请于老指点。

寻找最初的恣意辉煌——从小说《红高粱》到电影《红高粱》

1951年,柏林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而同年,张艺谋出生于中国的陕西,谁都不曾想,37年后,这个沉默寡言的关中汉子为中国电影开辟了新的江山——1988年。

《红高粱》:别样的风景

1历史的淡去 历史就像是一条长长的隧道,始终藏在黑暗的长河里,穿山越岭之后,那道现实的万丈光芒也无法抵达它的内心,于是一种神秘的、凝重的、富丽的光环萦绕在人们的心头。20世纪80年代后的影像里,中国历史的进程里剩下的只有一个被无限重复的交叠空间,剧作《红高粱》的影像里,历史则像是一个古旧的舞台,一如演员登场的背景,深切地唤醒人们心中的记忆,而不是某类＂胜利者的清单＂。

李白之风

许多人曾谈到电影与诗的关系。电影和诗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就完全可以把《红高粱》看成一首诗,一首具有李白之风的诗。李白斗酒诗百篇。据说李白做诗之前,先喝酒,喝醉了才洋洋洒洒在纸上做诗,金蛇狂舞,从不打标点。张艺谋也喝高粱酒,喝得直想抡大刀,才动手拍片子——于是我们发现,《红高粱》

张艺谋电影:终于跨出怪圈

1988年,张艺谋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拍出了一部风格全新的影片。接着,又先后拍出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年,这两部影片同时解禁公映,对中国影坛又是一次大冲击。张艺谋以他特有的摄影功底,以红色为基调,给观众创造了全新的画面。那红色是那样顽强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红高粱、红灯笼、大红布、我奶奶、四姨太、菊豆等等的红妆……然而,纵观张艺谋的这三部影片,张艺谋似乎是在向观众重复着同一个古老的故事,它的主题无非只有一个,封建伦理压抑了人性。要论创新,也只不过是把剧中人物换了换名,人物活动的空间换了一下场景,故事情节给了小小的更新。张艺谋正在用雷同的手法,也许是无意识的把观众引入他编造的怪圈之中。《红高粱》中那大片大片的红高粱,那激昂高亢的颠轿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深宅大院。

张艺谋电影意识的新实验——《秋菊打官司》与《红高粱》之比较

有幸又睹张艺谋新作《秋菊打官司》,并将其与张艺谋最早走红作《红高粱》进行比较,笔者隐约感受到张艺谋电影意识的改变。首先,风格化的摄影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主题构成了《红》的鲜明特色。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黄土高坡上残破的造型别致的拱门,汉子们虔诚的祭酒神场面,以及颠轿、出征等一幅幅精雕细刻的造型画面,都包涵了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影片运用象征手法,展现了一种野性、愚昧但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魂,表现了一种充满血腥而又凝聚炽爱的沉痛文化。而《秋》剧中,张艺谋暂别了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探讨,转向生活和电影的复归,摄影手法由采用实景拍摄,甚至连演员也不知摄像机何时对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