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

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习俗 ,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语言的诸多方面 ,各方面的风俗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而统治者的风俗政策 ,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 ,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与剧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整齐风俗诚非易事。风俗政策与风俗观念的多样化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 ,尽管南北风俗不同又各有变化 ,但南北风尚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接近 ,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 ;二是个人追求的自由性 ;三是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四是鬼神文化的兴盛 ;五是风俗文化显著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社会风俗和文化的这些特征 ,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

契丹社会风俗观念释例

10世纪前期的契丹社会,曾经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契丹人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观念等具象的表现形式,仍然散发着浓厚的契丹草原风格。通过对这些历史现象的阐发,可以清晰地领略契丹社会具体发展面貌。

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

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风俗,偏重于探讨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是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

关于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思考——兼谈绍兴、丹东两地美术创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组成成份也多元丰富。如果从既定的区块划分，有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几块区域，甚至在美术领域还可以做更细的划分。限于区域性因素和民族文化传统等原因，各个区域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观念、世界观、人生观等均存在不小的差异。表现在美术面貌上依然如此。中国五代两宋时期在山水画上即有南北之别，董源、巨然抒写的水墨江南，清润华滋，烟雨空蒙，

广告语——民族与社会文化的声音

广告语言是社会文化和民族风俗观念的体现,并受其影响和制约。本文试探讨西方社会民族文化生活与英语广告用语的内在联系,对于理解和赏析广告语言,指导创作、设计既符合广告表达基本原则,又适合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广告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谈中国画——线条的功能

中国画是“线”的艺术。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绘画形式能象中国绘画这样把线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受着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支配,中国画始终保持以线为主的特点。数千年中国的社会制度、风俗观念等“精神气候”与“生存空间”,选择并完善了“线性艺术”的民族个性。 线为点间的联接、面间的转折,牵动人们由此到彼的空间联想,其性质是趋动性的,可以无限延伸、迂回曲折、无往不复。

从政教传统到“助于笔端”——汉晋至唐宋地理总志的风俗书写演变

汉晋至唐宋地理总志的风俗书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班固《汉书·地理志》首先奠定了“政教式风俗”书写范式。东汉以后,受州郡地志影响,“博物式风俗”书写开始流行。隋唐至北宋时期,“政教式风俗”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但终究于南宋被“胜览型风俗”书写范式代替。“胜览型风俗”书写范式是汉唐以来地理总志风俗书写的集大成形态,后世总志多沿用其例。从本质上看,“政教式风俗”是“王朝地理学”的体现,“博物式风俗”与“胜览型风俗”所引领的地志书写范式是对“王朝地理学”的一种突破。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魏晋南北朝墓葬解注文及其对疫病防治的启示

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存有解注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解注文是指在陶瓶、陶瓮等器物上作特定的文字、符号,其反映的风俗观念是安稳冢墓,为生人解除注害、灾害。解注文的内容与早期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