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风尚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产业:以符号消费为理论视角

以符号消费为理论视角来看,晚清风尚文化包括现代媒介、服装设计、娱乐文化与新式餐饮等几个部分,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标志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并服务、丰富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晚清风尚文化为中国近代文化产业注入了现代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对晚清风尚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关系的反思,有助于拓宽对当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等新问题的研究思路。

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东眷”之文化风尚考察

河东柳氏“东眷”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河东柳氏分东西二眷南迁,其“东眷”侨居于雍州襄阳。自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灭陈统一,其家族各支代表人物相继北徙入关。作为晚渡豪族,柳氏“东眷”侨寓雍州边镇百余年,特殊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及长期的边镇生活,铸就其独特的家族文化风尚。其生活习俗、士风操守、学术文化倾向等,皆兼具南北,又与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典型风尚各有不同与侧重。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北徙后汇聚于关中,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其家族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其代表名士深受南朝文化风尚浸润,在仪表风度、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表现。其时正值南风北渐、北朝取鉴南学与南北文化融通之关键时段,柳氏“东眷”人物在此过程中发挥其融通南北的优势,并致力于推进江左风尚与关中地域社会相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辞兼文质”的文化风尚。

从迎合到主导:刘宋皇权复振与政治文化风尚的转变

刘裕代晋皇权复振,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仍在,使得他们在新王朝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稳固政权,刘宋君主提高个人及宗室子弟的文化素养,积极学习、迎合士族文化风尚,试图弥合“士庶天隔”,整合、凝聚统治阶层力量。宋孝武帝通过制度改革,确立“主威独运”,更是将个人喜好凌驾于士流影响之上,主导并引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发展潮流。

近年大学生流行语与校园文化风尚——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流行语为例

大学生在校园课余生活中使用着许多很有特色的流行语。作为在特定群体和环境中流行的词语,大学生流行语体现了大学校园特有的生活风尚,或真切地反映出大学生内心世界的某些侧面,大都带有较浓重的情感色彩。虽然有部分词汇透露出一些不良思想、情绪和风气,但大学生流行语的绝大部分是讲究技巧的、充满机智的语言,是特定群体的一种口头修辞和语言创新,说流行语一般是富于情趣和幽默感的表现。

同鼎轩:高端食肆的文化风尚

观察家:孟镝著名美食专栏作者,著有美食著作多部,曾在各大时尚杂志上开有美食专栏,擅长解读城里的餐饮潮流和现象。在京城,各类高端食府星罗密布,却都是千篇一律,并且各种菜系各类风格泾渭分明,缺乏特色。去哪里寻找最具特色的高档餐厅呢?

文化类电视节目刷屏,社会文化风尚转向?

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一直都存在着文化类节目，但在受众心目中，这类节目是“阳春白雪”，属于只能欣赏，很难参与其中和引起共鸣的“高冷小众型”。而近两年出现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尤其是去年至今热播并引起热议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拓展

区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存在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的区域文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它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增强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明晰相关研究理念,有助于激发区域文化在文学研究中的新活力,拓展区域文学的研究空间。

美食·美器·文化——从唐代的几种代表食器看几个文化现象

唐代文化的辉煌成就不仅在思想史及文学艺术的创造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在唐人对日常生活器物的独特审美趣味中。本文试图从唐代饮食器具与饮食文化的关联切入,分别探讨唐代金银器、瓷器以及西域食器所折射出的贵族阶层、文人阶层以及平民阶层的饮食文化风尚及其背后的时代文化特征。

皮革企业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思政教育模式研究

在当今社会,皮革企业不仅仅是盈利的机构,更是社会的一部分,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化风尚的责任。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皮革企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培养优秀员工的基石。基于此,要深入探讨皮革企业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思政教育模式,分析该模式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与影响,助力现代皮革企业健康发展。

诚信引领农牧场经济绽放新活力

在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宜里农牧场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人们一直以讲诚信为美德,形成了人人“说诚信话、办诚信事、做诚信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下,分公司党委坚持以诚信立场、以诚信兴场,让诚信成为推动农牧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力量。诚信教育打造文化风尚品牌分公司党委始终将崇尚道德、恪守诚信作为党建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通过道德模范评选和诚信主题建设等活动,深入开展德育教育。

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选编补遗及新录

巴渝文化(1) 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辑委员会编 重庆出版社1989年11月尖端技术与文化变迁 桦山雄一 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9年傣族文化研究 张云瑾 云南民族出版社色情文化与性侵犯(美)内尔·马拉莫斯 云南人民出版社东巴文化论集 郭大烈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贝叶文化论集 王懿之,杨世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企业文化概论 魏承思 云南人民出版社开放前沿的文化冲突 路英浩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国通俗文化简史 本书编辑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新闻文化论 刘智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名著精要辞典 陈跃刚、龚国润。

宋代民间体育休闲文化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论述宋代社会文化风尚的变革。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引起大众审美趣味走向通俗化与广场化。休闲文化与娱乐活动盛行。继而分析探讨宋朝文化风尚变革对其水上运动发展的影响，并将其主要影响归纳总结为三点：推动水上运动空前发展、加快水上运动休闲娱乐化、促进水上运动花样翻新。最后总结阐述在社会风尚变更影响下宋代水上运动发展的主要特点，具体包括形式创新及多样化发展、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相结合、各阶层的喜爱与广泛参与等。

论浙东唐诗的创作范式与时代价值

浙东唐诗之路作为一条山水人文之路,具有风雅、清修及隐逸三大特质。浙东秀丽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浙东唐诗之路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文化内涵,不仅影响了唐诗情景浑融等风格的形成,也促成了浙东唐诗创作范式,即“模山范水”与“笔补造化”的最终确立。这一创作范式既有客观景物的精致刻画与生动呈现,也包含了思想主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有对自然山水的体悟、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对隐逸世界的建构以及对赠答怀人的书写等,真实反映了唐代社会漫游与隐逸之风盛行的文化风尚。

模拟与超越:从汉赋看文体嬗变的规律

汉赋作家强烈的侍从意识、对成功赋作的盲目崇拜心理、汉代经学的陈陈相因思维模式和对诗骚美刺叙志文学传统的全盘接受，是造成汉大赋模拟成风的主要文化因素。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造成汉赋模拟的文化土壤的渐次消失，汉赋创作在体式上和题材上出现了超越，由汉大赋的兴衰不难窥见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嬗变的规律：文体自身的逐渐呆滞和文化风尚的不断改变，是一切文体嬗变不可或缺的内因和外因。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江淹就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可以发现:江淹对佛教的尊崇主要表现在玄理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在玄理层面,江淹受到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对《法华》《涅槃》"法身常住"学说、《般若》"离着"思想的爱乐,并以之构建《无为论》中的"大人"境界,处理仕隐实践;在宗教信仰层面,因历仕南朝宋、齐诸王的特殊经历,江淹接触到当时盛行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坐禅与诵经的修习。这种玄理与信仰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士大夫的一种文化风尚。

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

一、同里镇的历史沿革与地理环境 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位于太湖之东,它西距吴江县治十余里,距离苏州府城二十三公里。同里镇是一个被湖、江、荡、河层层包围的古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它被“川”字形的市河及其支流纵横分隔,形成七个小岛。

上官仪诗歌创作刍论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其生成与风行既是社会文化风尚“新变”的产物,又顺应了诗歌艺术演进的内在趋势,对唐诗风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官仪现存诗作可以看出,上官体汲取南朝诗艺之精要而又有重大突破,它代表了宫廷诗风由因袭到创新,由密丽到疏隽,由滞重到轻灵,由风格雷同到渐见个性的诗风流变趋势,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 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地方石刻文献的科学史价值及其他——关于白鹤梁与褒谷石刻中宋人题记的比较分析

白鹤梁石刻中北宋末与南宋前期冬春季枯水记录最为频繁,显示了长江上游在这一时段水位出现明显降低,是对中国古代气候史上南宋为寒冷期的真实对应,具有重要的气候变迁史价值。褒谷石门石刻中的宋人题记则偏重于利州路兴元府水利兴修、修堰护堰、用水法规,同时也反映了宋代官员祈雨"修禊"习俗。其次,两处石刻反映了流行于宋代的地方官员春游题记、祈盼国泰民安的文化风尚;其三,褒谷石门石刻与白鹤梁石刻同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实体标本,特别是折射了宋代普通士大夫书法流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