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风景的发现——以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为例

“风景的发现”绝非在真空中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持续过程。19、20世纪之交风景美学的复兴正是对卢卡奇所谓“第二自然”的统治的拒绝,但第二自然亦构成了风景被重新发现的前提。本文以《访日本新村记》为例,揭示周作人对劳动风景的发现正以铁路这一技术系统和一系列文学书写的存在为条件,同时也与对劳动分工引起的焦虑有关。而风景化的机制,正是对这些物质条件的掩盖和对焦虑的治疗。借助此个案,庶可修正柄谷行人关于风景的经典论述,亦能将其作为更新“文学与劳动”这一经典论题的契机。

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旅游业开始兴盛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动旅游产业,另一方面出版业也主动出击,旅游杂志和旅游书籍纷纷问世。现代作家也以风景游记的书写应和着以旅游文化为表征之一的消费时代。本文以旅游手册《富春江游览志》、风景游记《黄山揽胜集》以及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为中心研究对象,探讨旅游产业与现代出版以及游记写作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郁达夫30年代的游记书写。山水纪游不仅构成郁达夫自觉的写作形式,而且一度有资本和政府介入,游记写作成为地方政府有意识策划的结果,也是文人与资本的结合催生出的产物,证明了在消费主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出版媒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文章最后分析郁达夫笔下的风景描写所显示出的风景与权力的内在关系,揭示郁达夫风景意识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

“风景的发现”与作家汪曾祺的生成

“风景”在汪曾祺的早期创作中呈现为一个逐步“发现”的过程:从初期以审美的目光游历人间世相,对自我内心进行诗意呈现,到在孤独状态中将风景书写作为体认世界、确证自我的载体,再到以“风景昆明”对抗都市生活带来的焦虑,并由此生出对自我生命历程的不断反思。对风景的观照和书写方式,暗含着青年汪曾祺的文学观、人生观等一整套价值理念,同时,写作者的自我认同机制也在其中得到深化。因此,“风景的发现”是我们理解汪曾祺创作的一个重要文学视角。

折翼之蝶——"满铁"文学背后破灭的帝国神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日本运用各种手段不断侵占中国铁路权,以"满铁"作为"经营满洲"的重要手段.日本本土作家不断涌入"满洲",他们以众多日语杂志及新闻报刊的文艺副刊为舞台,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随笔以及戏剧等文学作品,形成了与伪满洲国相关的所谓"满洲文学".从"满铁"入手,或可探究满洲铁路对于满洲文学和满洲想象建构的重要性,并从中探寻日本侵略背后所出现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