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问责风暴的非理性倾向及对策思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随着接连不断的事故和事件的发生,我国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问责风暴,山西省省长、石家庄市市委书记等较高级别的党政干部纷纷去职,显示出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

“后风暴”语境下的政府问责和问责制

2003年至2005年间席卷中国官场的"问责风暴"已经结束了,但民主问责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当前和今后的问责(制)都是"后风暴"时代的问责(制)。"后风暴"因此是反思和展望问责(制)的一个特定语境。本文分析了在"后风暴"的语境中,问责的强度、问责的主体、问责的事由、问责制的困境等方面的特定含义,并给出了发展和完善问责制的诸多重要启示。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问责风暴”所思——探析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

“非典”期间引发的官员问责已经风靡全国,这次风暴并非偶然而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和政府治理理念不断成熟之必然。问责制在国外虽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在我国从正式启动至今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本文先从问责制的产生及提出入手,然后解读了我国实行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构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途径。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江苏南京:从“问责风暴”到制度化实践

花掉两千多万元,投入使用刚一个月,路面就出现了龟裂、沉降。5月8日,因为这条让市民看在眼里、挂在嘴边的'问题路',南京市白下区五名官员被问责。其中,区建设局局长徐仁彪被通报批评,副局长刘怀江被行政记过,三名市政工程管理所副所长被免职。这一次,省城媒体报道的行文很中性,仅以'问责'概括来龙去脉。在这座曾以'万人评机关'。

国土资源部九月将掀“土地问责风暴”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上指出，对于土地卫片执法检查中浮出的问题，比如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未报即用以及农村违法建设占用耕地等问题，要加强研究并进行相应改进和改革。违法问责要合情合理，让被问责者心服口服，需要问责的一定要问责。

直面“非典”:问责渐成“风暴”

"非典"危机:从封闭转向透明经历过"非典"的人面对流行疾病,有着和从前不一样的反应。而政府和社会在经历"非典"之后,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余波未息,激荡着、塑造着我们的社会。"非典"后有评论指出:"非典"吓跑了官场陋习,产生了"非常速度",这是对当时变化的一个真实写照,在"非典"的"非典型"状态下。

东莞问责风暴开启“责任带电新时代”?

据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莞香花开”消息,根据2月14日东莞市委对扫黄工作不力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的决定,虎门镇党委书记叶孔新、厚街镇党委书记钱超、黄江镇党委书记杨礼权、凤岗镇党委书记朱国和等4名同志在全市范围公开道歉.

“行政问责”专题--30个官员问责与复出典型事例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发轫于近代英国，由英国实行多年的弹劾程序演变而来，以后逐渐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内化，并具有了全球化的趋势。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国启动了“问责风暴”，刮倒了一大批“太平官”、“混事官”、“误事官”。

构建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思考

问责官员复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复出指官员辞职、被撤职或免职之后重新任职。广义的复出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升任他职。随着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孟学农、李长江等多位高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

政府行为问责的制度化探索 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

2003年非典事件使行政问责走人大众视野后，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速度掀起了一轮轮“问责风暴”，但“风暴”一词也反应政府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现实要求。最近，由秦勤、曹德琪、赵厚钊、蒋之亮撰写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一书正是对制度化、法制化政府问责的有力回应。该书是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政府治理并历时数年研究所付出的诸多辛劳和心血的结晶，通过这部颇具新意的著作．在广泛借鉴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系统研究．让我读过此书后有了新的思考。

问责机制何以有效:一个统合性的理论解释

问责机制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个理论分析统合性地解释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常规问责中常见的问责失灵状态,二是“问责风暴”的高效特征。基于此,本文假设,中国的问责机制具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又遵循统一的制度逻辑,并根据这一假设形成“问责双轨制”的分析框架,即问责机制同时兼有常规问责与“问责风暴”两种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可以快速相互转换。通过H市智慧城市建设与疫情防控两个项目的案例分析,分别呈现了两种问责模式的运转逻辑及其转换过程。问责机制虽然区分为“双轨”,但却遵循统一的制度逻辑,即“问责双轨制”是问责机制的有效性与治理资源的局限性之间矛盾作用的制度结果。本文的理论解释为弥合结构主义与“委托—代理”关系两种研究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压力型体制的运转条件,进一步呈现了问责制度的“中国特色”。

土地问责关键是切断“利益链”

针对目前一方面住房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土地闲置严重的现象，管理部门动作频频。国土部首次使用《违法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对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然而，土地问责风暴的关键还是要切断吸附在土地上的各种利益链条。

问责与激励并重 严管与厚爱结合 着力营造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风气

今年以来,市委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以革命的精神,掀起问责风暴,以治庸治懒治无为的疾风厉势向不作为不担当宣战。这充分体现了市委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政治站位和坚定决心。深入推进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理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