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中的风格审美——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两种译本的对比为例

风格美学的翻译观要求译者把握原语文本的风格信息,并恰当地将其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译本风格应与原作风格保持一致。从翻译风格审美的视角比较了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2个中译本,旨在说明译者进行文学翻译尤其是儿童文学翻译时,应准确地认识和再现原文风格。通过比较得出,张万里的译本在语言词汇的选择上优于成时的译本,而在修辞和句式运用上2个译本平分秋色。

马识途小说审美风格论

马识途的小说主要通过革命小说和讽刺小说两种题材来彰显其文学观和审美风格。其革命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背景,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为产生这种斗争并在它的冲击下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围绕“革命”“信念”“斗争”等关键词建构其小说的精神品格。其讽刺小说则以川话“摆龙门阵”的形式,用辛辣的讽刺笔调勾勒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态,用“嘲笑”这一手段增强了作品的抨击力量,借用章回体的叙事结构,以及白描淡写的技法为小说营造了独特的审美意趣。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风格与演唱特点——以《青玉案·元夕》为例

《青玉案·元夕》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杰出代表,展现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演唱特点。在审美风格上,辛弃疾通过深情的歌词描绘了元夕夜晚的宁静与家乡思念,凸显了儒、道、佛文化的深刻影响。演唱特点方面,演唱者通过音域的宽广运用、咬字吐字的情感表达以及肢体语言与舞台互动,精准传递了歌曲中的深情思绪。这首歌曲以其古典的音乐元素、丰富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文学内涵,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珍贵瑰宝,展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完美融合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宫廷服饰的象征意义与审美风格

中国古代宫廷服饰是皇家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直接象征,也是古代文化审美的重要表现。中国古代宫廷服饰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从早期的简约设计到高峰期的华丽装饰,再到晚期的逐渐简化,宫廷服饰的变化始终受到政治、文化及技术的影响。

从语言特点角度看《老人与海》的审美风格

作为文学艺术的载体以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风格同样也是反映文学作品审美风格的重要标志。既往对于《老人与海》这部分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风格和审美风格两个不同的视角,将两个视角结合起来的却鲜而有之。《老人与海》这部作品不仅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体现了非常高的语言学价值,并且这两种价值在兼具语言学大师和文学大师身份的作者海明威的处理之下非常巧妙融为一体。从语言特点角度来分析《老人与海》这部作品的审美风格可以更好地展现这部作品的审美风格构成,更好地揭示作者融入作品之中的硬汉个性特征和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地域视角下新世纪东北电影审美风格探析

新世纪东北电影从叙事风格、镜头调度、画面造型上较之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东北电影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叙事风格由从单一角度的戏剧影戏化表达,逐渐地转变成生活化表达。镜头拍摄方式逐渐从纪实性拍摄手法转变成用含蓄隐秘的手法来表达故事。造型风格上从弘扬时代主流,表达真、善、美的时代主题到以小人物的命运为依托从而烘托整个时代变化。

论朱敦儒词的审美风格

朱敦儒是一位由北宋入南宋的代表词人,他的词作在宋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一生追求隐逸出世的生活,但却因时代所迫而两度出仕,他的词作也因其生活经历而分为三个不同的创作时期,但贯穿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其词作的审美风格是一致的。这一审美风格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即将自我形象熔铸于词、清旷飘逸的艺术风格和辞浅意深的俚俗语言。朱敦儒一生词作颇丰,其创作对辛弃疾及后来的辛派词人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论汉传佛乐柔和、宁静的审美风格及其文化背景——以梵呗“十方腔”分析为例

文章以通行于全国范围且最能体现汉传佛乐特征的“十方腔”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音高、时间等音乐形态要素,而后将各要素所对应的情感宏观概括为柔和、宁静的审美风格,并认为该风格是崇尚清净的佛教审美倾向与僧人们禅修时清净心理状态合力之下的结果。

天水雕漆艺术及其审美风格探究

天水雕漆是中国传统工艺中的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风格。现从天水雕漆的造型、纹饰、色彩、工艺出发,探讨天水雕漆的审美特点。天水雕漆造型美观、协调;纹样注重营造意境、高雅唯美、蕴含深远;色彩鲜艳、明快、华丽,同时又不失庄重、典雅、含蓄;工艺精致细腻、繁复精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此,应该积极推广和宣传天水雕漆文化,将其推向更广泛的市场,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一传统工艺品的魅力和价值。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风格与演唱特点--以声乐作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为例

中国艺术歌曲是声乐艺术中的臻品,中国古典诗词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代言。随着当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唤醒,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的传承和创新义不容辞。"古词新唱"、"古曲新谱"则成为诗词和音乐的全新交融的先锋,让古典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散发新的品质和气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通过古诗、音乐、人声、配器的结合,充分将古典诗词的语言魅力及其独特的韵律感以音乐的方式表情达意、细雨润物,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诠释艺术歌曲特有的美感。

论新写实小说的审美风格

新写实小说注重对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努力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本本分分地写，常尾随人物行踪按时间先后构成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注重语言的本真色彩运用世俗化的平易语言。实实在在地将身边的事情写出，使小说具有自然风韵；不如意悲哀人生的展示、对命运的妥协与认同，又使作品呈现出悲婉的审美风格。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

中国艺术的演变发展受到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在与异域的交流互融中体现出博大胸襟、恢宏气派和具有东方特质的艺术风格,形成世界艺术史上的中国特色及东亚艺术传统。乐舞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出现繁盛的局面,其交融创新而生成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在画像砖石、佛教壁画等艺术图像中有突出反映。汉唐乐舞以"飞动"为精髓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影响到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领域,使中国古典艺术浸染了"舞蹈的意味",在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特殊意义。

乱世佳人乱世情──《倾城之恋》与《飘》审美风格比较研究

同样是描写乱世中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倾城之恋》与《飘》在故事情节生成、人物形象塑造、审美风格形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表现在形而上的审美意义上又有较大的区别:《倾城之恋》以心理描写见长,表现出作家价值观恋世与弃世的无奈的悖论;《飘》则侧重于背景烘托,用雄壮有力的生命主题旋律贯穿始终。

浅谈知青小说的审美风格

在当代文学史上独放异彩的知青小说 ,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登上文坛的。就其自身而言 ,在艺术上具有“自叙传色彩”、“慷慨悲壮、深沉凝重的美学风格”、“理性思辨色彩和强烈的忏悔意识”的特色 ,另外知青小说的各个作品在审美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论朝鲜族秋千的文化特征与审美风格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对朝鲜族秋千的文化特征与审美风格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朝鲜族秋千的文化特征体现在文化的二重性、女性专有的运动、习俗与竞技并举、古风古韵的延承、与文学艺术形象的完美融合等五个方面;审美风格体现在高、飘、悠、巧、柔、欢、美等七个方面。

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

新现实主义作家关注当下生活直面社会问题 ,注重内容的丰厚真实和以事件写活人物。以客观冷静的写实笔法叙写故事 ,大多以全知的视角、顺时序的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 ,采取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 ,以情节模式谋篇布局 ,大多采取枝桠式的叙事结构。他们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追求 ,注重语言的生活化。他们的创作在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等方面 ,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乏温馨的审美风格 ,是“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

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

从"體"的角度考察"乐",会发现"體"不同则"乐"有别。建基于"礼"和"德"两大维度的《乐记》因其音乐美学论能以通透乐之"體"直达乐之"貌"。体貌亦为风格。因體制乐,则《乐记》之审美风格有四:一是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作为评判音乐风格的审美标准,还以夏商周之乐作为他评判的圭臬。《乐记》之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回族装饰艺术审美风格略论

回族装饰艺术以其鲜明的宗教性、民族性体现了回族文化的内蕴,特别是其在伊斯兰图案艺术、阿拉伯书法艺术、精美的雕刻艺术等方面的追求,呈现出了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和审美风格。

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中国现代性

颓废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晚明中国因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政治黑暗和心学播散等原因,赋予"颓废"以新质。晚明士人的颓废是一种"去道德化"的审美精神,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审美风格和文学审美风格。晚明士人躲避宰制儒家所追求的崇高精神的规约,一方面,通过生命扭曲的自放生活表征出怪诞化的社会审美风格;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化的社会生活表现出精致化的社会审美风格。晚明文学作为彼时士人生活之反映,亦表现出综合化、怪诞化、精致化等颓废审美风格特征。晚明士人的颓废审美风格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解除社会压抑的程度,尽可能地追求个体自由,已具有个性解放的精神质素,从而表征着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