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风水堪舆说初探

朱熹风水堪舆说是其自然观不可忽略层面,其真实意图是将之纳入儒家语境,使其伦理化。编纂、导读和刊定风水堪舆术基本文本,是朱熹追随者实施这一意图的重要切入点。

杨卓墓志与唐代帝陵的风水理念等相关问题

唐杨卓墓志近年在西安出土,志主为一风水先生,殊为稀见。志主通晓堪舆之术,继贞元年间参与了德宗皇帝崇陵的选址工作之后,又相继参与了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的选址。志主因功而获得奖赏与升迁,但其为伎术官的身份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非显赫;"唐十八陵",在长安以北呈扇形分布,各自独立,完全是按照山川形胜和岗原气候的风水理念建造分布的;唐代风水堪舆之风风靡全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藏风聚气 相形取胜——基于堪舆观念下闽中土堡的择址相地

闽中土堡是明清时期福建闽中地区盛行的一种集防御性、宗族性、生活性于一体的民居建筑形式。闽中地区民众长期信奉巫道文化,由于移民的迁入以及社会文化的交流,使得赣南与闽北的堪舆风水之学与巫道文化相融合,被民众所崇信,将其运用至生活的各个方面。闽中土堡的择址相地也同样受到了堪舆理论的影响,虽然其中不乏封建糟粕,但是更多的是闽中土堡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以及区域景观整体性的统一。

成都地区明墓中的对联文化

本文通过收集几十项过去没有发表过的 ,2 0世纪 5、60年代以来成都地区发掘的多处明代墓葬中 ,各个墓室两旁门枋石上的对联材料加以整理公布 ,并对联文作校录、考说 ,从明代成都地区墓葬中风水堪舆盛行、道教兴盛、对联文化发达以及生墓情况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考察。

新时代生态绿色墓园景观设计理念

中国墓葬,作为华夏子孙的一种传统文化和习俗,见证着华夏文明的诞生,并伴随其延续至今。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人口日益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土地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综合性问题。一些农村乡镇地区堆土造坟的现象频频出现,破坏生态环境,浪费土地资源。因此,对于打造生态绿色墓园的任务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来撰写:对生态墓园的设计的理论阐述及其目的关于此设计的构思方向及其现实意义。全文主体论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设计过程的理论基础,以及最后总结自身的所学所得,从而形成这一基本理念。

蒋经国的外婆家——岩头古村

岩头本不想以古鸣世,不经意间流淌的古意,给岩头村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尝试着顺应这份自然,构想着古村兴游的神韵之笔。 岩头地处天台山余脉上,距蒋氏故里一溪口约11公里,古称岩溪。岩头村处在狮子山、白象山、牛目山、西峰山等山峰簇拥环抱之中,顺应了我国古代风水堪舆所指的"围而不塞、藏风得水"的理想境地。惟有最北端的村口。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书017b《葬事杂抄》研究

上海图书馆所藏编号为017b的敦煌文书共记载了9条关于葬事方面的内容,联系相关记载,文书中'今月廿五日'的'今月'应为十月,准姓死者的五音姓氏属商,应为普通平民,斩草、取土之法亦见于其他文献,'堂子'为路祭时在路边设置的临时性祭祀场所。笔者认为该文书应是结合丧家实际情况而杂录不同堪舆典籍形成的文本,故拟将该文书定名为《葬事杂抄》,其年代大致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期,该文书是研究敦煌地区这一时期墓葬堪舆风水实践和葬俗的重要参考材料。

中古墓志附刻易占类谶言的初步研究

北朝至隋唐时期北方部分地区的墓志上附刻预测墓葬被发的谶言,其分布地域和出现时间均较为集中,内容上有很强的一致性,其本身并不属于墓志文的一部分,应为墓志文刻写完之后另行加刻,这些谶言可能与《易三备》有一定的关系。谶言所带卦象应该是一条完整的《下备》中某卦占辞的一部分,前面的卦名、卦象与后文的占辞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占卜所得之卦则直接决定后面占辞的内容,甚至是对葬地吉凶的判定。谶言中出现的'黄头'跟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屡次组织盗墓活动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墓志附刻易占类谶言的墓主人群体呈现出从高等级少数民族贵族向汉人中下级士大夫甚至平民、妇女变化的倾向,这些墓主人生前并没有明确的道教信仰,有的甚至还具有明显的佛教信仰,故谶言与这一时期流行的天师道信仰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庆阳唐代穆泰墓出土跪伏俑考论

通过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出土伏听俑形象进行比较,并且结合《大汉原陵秘葬经》等文献记载,可知庆阳唐代穆泰墓出土跪伏俑为唐宋丧葬墓仪中流行的镇墓神煞"伏听"。穆泰墓中"伏听"俑的设置与中国传统的"阴曹""地府"思想、相地择吉的风水堪舆理论以及保卫墓主亡魂的丧葬观念有关,是隋代仰观、伏听俑形制的延续,起着帮助墓主人沟通阴司、倾听地府、辟邪挡煞、护卫墓主人灵魂安宁的作用。

朝鲜后期对《读礼通考》的接受及其影响

清朝徐乾学(1631—1694)的《读礼通考》对朝鲜后期的礼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读礼通考》很好地体现了清初考证学的"博学"特性,具有内容丰富、体例详实的优点。这些优点补充完善了以《朱子家礼》为中心追求实用性、探求古礼理想的朝鲜礼学。《读礼通考》可以称得上是考证和研究礼经、历代礼制、古今诸儒礼说的参考资料集,它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朝鲜后期对《读礼通考》的接受情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地接受情况:主要在合理批判朝鲜后期风水地理弊端中体现出来;另一类是批判地接受情况:朝鲜后期性理学者尹凤九(1681—1767)与实学者丁若镛(1762—1836)批判地接受了《读礼通考》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丁若镛,他不仅通过研究《读礼通考》接受了其基本观点,而且继承了其方法,汲取了《读礼通考》的"博学"精神。朝鲜后期,清初礼学的"博学"和朝鲜礼学的"循约"互相补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