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风闻言事”的限制及其影响

宋代完善的台谏制度对宋代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甚有“宋成也台谏,败也台谏”的说法。而“风闻言事”,作为北宋台谏的一项重要特权,在北宋的政治格局变化中,又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北宋“风闻”环境宽松的情况下,言官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进言,统治者对其做出了一些限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特点,“风闻言事”所发挥的作用虽不如预期,但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风闻”源流考

"风闻言事"是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起源于两晋。其实尧舜时期出现的"童谣""歌谣"等就可以看作是"风闻"监察的萌芽,其后"三代"时期的"歌谣""谚语",春秋战国时期的"诽谤""谤议",秦汉时期的"采民风""举谣言",直到两晋时的"风闻",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逐步完善的发展流程,不过"风闻"监察的对象经历了由执政者到百僚臣民的变化,这种制度落实的保证也由道德自律发展到运用国家法律、制度等国家机器来强制执行。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政治常识的建构——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北宋台谏“风闻言事”特权化

北宋台谏风闻言事的特权,是指皇帝对台谏的进言不可问由来,也不可追究不实之罪。该特权在北宋并非由真宗年间天禧诏书确立,而是在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实践中确立的。台谏在论说中反复借助"故事"这一托辞促其形成北宋的一个政治常识。尽管北宋台谏和执政双方针对台谏职守问题进行过持续的争论,但关于台谏"许风闻"一事却无人置疑,表明它已成为北宋士大夫的一个常识性存在。风闻言事特权的形成以及履践过程,体现了北宋政治实践中事实与言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揭示了北宋士大夫通过汲取历史资源完成政治常识建构的独特机制。以此管窥唐宋变革,可知它的历史断裂可能恰恰来自于宋人对历史资源的利用和改造。

宋朝的风闻监察述论

宋代风闻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和作用。宋代风闻以台谏为主体，并向一切监察力量开放，阵容强大。宋朝风闻“不问其所来”、“不责之必实”、“不白台长”，比前代更为宽松自由。但宋代既不许风闻诬劾，也不许风闻皆劾，有所禁止和约束，风闻只是监察制度的一种特殊的补充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不能把它视为导致滥劾党争的洪水猛兽。但由于专制集权政治的内在规定性，风闻运作又始终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明代风闻监察述论

明朝统治者往往根据封建政局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时而鼓励科道官风闻言事,以收箝制大臣之利,时而又严禁风闻监察,以期杜绝诽谤诬陷之风。尽管风闻监察在明中后期弊窦丛生,但毕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然。事实上,明代风闻监察确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尤其它所倡导的风闻后既需核实,又保护揭发者的一些做法,迄今仍值得借鉴。风闻监察所引起的弹劾权滥用的负面作用在明中后期是很大的。

“风闻言事”:监察谈话的可能与不可能

现行《监察法》第十九条指出:"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作为调查措施的"谈话"制,其与中国古代监察官员根据坊间传闻即可立案纠劾的"风闻言事"制度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二者在行使其谈话权时难免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即对监察权力现实的过度使用或滥用。在当前监察谈话法律规则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若监察用权行使过当,则易重蹈历史上风闻枉滥的覆辙,若用权不足,又则无法满足"红脸出汗"常态化的党内执纪监察要求。

风闻言事制度及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风闻言事是我国古代行政监察的一种重要方式。文章主要从风闻言事的概念及历史表现出发,通过风闻言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分析形成原因,最后揭示出对我国行政监察的现实意义。

汉魏时期绣衣直指和风闻奏事关系略论

晋南北朝时期的御史风闻奏事现象经过了许多学者的研究 ,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疑点和缺漏之处。御史风闻奏事制度并非难以考证其源流 ,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起源于汉代的三公谣言奏事 ,而是发源于汉代的绣衣直指制度。汉代的三公谣言奏事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另有传承 ,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巡使制度。

清朝风闻监察述论

清朝统治者既鼓励风闻,又侵蚀或破坏言者的风闻权,从而使风闻运作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其历史局限性显而易见。但风闻毕竟是纠察奸邪、肃清纲纪的有力手段,且风闻并非风闻即劾,亦非风闻惩处,风闻后尚需取证核实,方能正式弹劾。科道官奏弹不当亦有法律约束,因而风闻所引起的弹劾权滥用的负面作用是有限的。

近20年来“风闻监察”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封建监察制度中的"风闻监察"较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涉及"风闻监察"制度的兴起、其内涵的发掘及其实践效果利弊之评价等不同层面。同时,研究者们还从纵向的角度对"风闻监察"较盛的宋、明、清时期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该课题的研究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是:资料不足;专篇学术论文较少;缺少研究性专著。因此,"风闻监察"制度仍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

“风闻”不是谣言

我们这里所说的“风闻”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叫“风闻言事”或“风闻弹奏”．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指的是御史等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且不记揭发人姓名．不重证词和自讼。御史“风闻弹奏”的职权和对象十分广泛，“肃正朝仪，纠弹不法，鞫审重狱．监察军旅”无所不包．“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通典．职官典》）。

探析康熙中期重开风闻言事之原因

康熙中期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朋党集团,吏治渐趋败坏,如果不及时遏制,将会威胁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再加上康熙帝有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些因素促使下康熙帝决定重开风闻言事。康熙帝通过加强科道官的权力,从而制约和打击朋党集团,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重要基础。

“风闻言事”在清代的变化——以《钦定台规》为中心的考察

"风闻言事"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都有的一项特殊权力,从晋至清一直传承相沿。但其实施状况在各代并不相同。在清代,"风闻言事"发生了重大转变,清前期鼓励,中期限制,后期则绝对禁止,这一行使了过千年的制度终至尽头。

“风闻弹劾”考

“风闻弹劾”是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官弹劾违法官吏的一项制度。史籍中又称之为“风闻奏事”、“风闻弹人”、“风闻访知”等。“风闻”,指辗转听到或辗转流传的事情。如《汉书·南粤王赵佗传》云:“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颜师古注说:“风闻,闻风声”。此句“风闻”就是指听说或传闻。由于在“弹劾”、“奏事”等词前冠以“风闻”二字。

浅析宋代风闻监察与诬告的法律界限

风闻监察是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官员弹劾举报违法官吏的一项重要监察制度,在宋代尤为兴盛。风闻监察由于制度漏洞虽有可能制造冤案,却与诬告有本质不同,这体现在专职特权、不徇私因、据实以闻三大特点中。虽然宋代风闻监察与诬告没有明确的界限和明文的标准,但为了防止风闻监察的异化,宋人从权力行使主体、言事内容两方面对风闻监察做了严格的限制。时至今日,宋代风闻监察的历史经验依然能对我国《监察法》中规定的"谈话"制度起到借鉴作用。

从“天津阅兵风闻”看康有为的变法思想

“天津阅兵”是西太后欲借天津阅兵之机,利用北洋三军镇压维新派的军事图谋。这是多年来史学界定论性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天津阅兵风闻”实际上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清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将要采取的军事政变的舆论准备。

九门提督“风闻言事”与京城政局——基于康熙朝满文奏折档案的考察

康熙末年,夺嫡和党争日益激烈。康熙帝秘密赋予负责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风闻言事”和密折奏事之权,替皇帝探听在京的皇子宗室及各部官吏的隐私,另替皇帝秘密调查“风闻”事件的真实性。此段往事掩藏于满文奏折档案中,鲜为人知。在康熙末年政局暗藏危机的环境下,康熙帝通过九门提督的“风闻言事”,加强了对京城政局的掌控。

两汉时期巴地民谣与风闻监察关系蠡测

汉代风闻监察是一项重要的监察制度,与民谣、俚语、谚语、歌、诗等关系密切,也与当时官吏选拔制度“察举”制紧密相连。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定期赴各地收集民谣,以此作为官员考核奖惩的依据。两汉时期巴地文学成就不高,但民谣发达,内容包罗万象,继承了《诗经》以来中国民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同时从这些民谣以及风闻监察运作中能够窥视到巴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