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世界背景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全面超越

普世价值是西方意识形态输出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本质是为了助力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不能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真理正义性、道德伦理性和行动实践性3个维度上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全面超越,是真正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价值理念,因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当今风险世界背景下行之有效的价值追求与行动方案。

浅析风险世界中的灾难外交

在这个灾难与动荡不断的风险世界中,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中国的灾难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成胁、外交体制不完善、方法不多、沟通意识不强。中国应丰富外交手段,创新体制,拓展空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动荡变革期的风险世界:形成根源·表现形式·中国应对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动荡变革期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加,推动我们进入风险世界。动荡变革期的风险世界具有全局性,探寻其形成根源需从实践、制度、文明和现实等多维度进行全景式考察。动荡变革期的风险,集中表现为科技风险、生态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形成风险综合体。中国共产党人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对内坚持独立自主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从区域安全建设到风险管理体系的形成——从第一届世界风险大会看灾害与风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综述了第一届世界风险大会关于灾害与风险科学研究的进展,分析了其发展趋势,并对我国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对策。灾害与风险研究的目标正在趋向一致,都集中在为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基于灾害研究的区域安全建设正在向基于风险研究的区域风险管理体系转变,由此认为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是接受一定风险水平条件下的区域发展模式,一定风险水平依赖于由区域经济水平与社会文化体系相关联的区域安全建设水平;加强我国灾害与风险科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已势在必行;重点开展灾害脆弱性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风险评价体系与风险评价模型、典型区域灾害与风险管理范式、灾害与风险应急控制预案(情景分析)、灾害与风险区划等方面的研究。为此把灾害科学和风险科学,与全球变化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统一纳入到地球系统科学体系之中,以加强与完善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综合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

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评价

以灾害系统理论为基础对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进行了评估,包括人口死亡风险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以50a超越概率为10%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作为世界致灾因子强度的指标,利用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建筑物易损性和建筑倒塌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构建了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人口死亡易损性表,并以人口密度作为承灾体暴露度,进行人口死亡的风险评估。将GDP数据通过投资率转化为社会财富,以此代替GDP作为社会经济承灾体,计算不同致灾因子强度下的经济损失率,进行地震灾害经济—社会财富损失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世界地震灾害人口死亡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的分布总体格局与致灾因子的空间分布一致,但局部与承灾体的总量分布及其易损性有关。

如何应对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研判

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则是利益受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和化解者。中国倡导并领导推进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与完善,有利于引导各国共同参与推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

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理论

随着社会风险的日益加剧，对风险理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乌尔里希·贝克早在1992年就提出人类即将步入世界风险社会，并在接下来的许多著作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从风险的概念出发，认为世界风险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雏度：人为不确定性框架中的生态学问题；恐怖主义和战争；国家与主权。

世界风险社会话语下的生态风险：演绎逻辑、解决方案与解释失语

全球化时代,愈加多样的联系将独立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牢不可破、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风险社会话语认为风险也借全球化之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席卷世界。同时作为现代化进程副产品的全球化与风险这两种因素交织混合、相互影响,使全球化与风险形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而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世界风险中最为普遍和必须共同面对的风险形式,在当今时代如何成功予以规避,优化生存环境,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风险社会理论为生态问题开出了思想上的反思现代化和行动上的亚政治药方,不过仅仅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根本改变该制度及其反生态属性,结果注定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世界风险社会之下的科技风险文化

与世界风险社会相应,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构成要素,它直接来源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科技风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伦理、环境生态等科技风险问题的社会化和全球化,科技风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风险文化。科学技术体系内部及外部科技价值观念的风险化是世界风险社会中科技风险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这种风险化的科技价值观念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模式。

世界主义视域与风险社会

世界主义视域的阐发跟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密切关联,其目标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化。世界主义主张用“亦此亦彼”的交往模式取代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非此即彼”模式,在不同主体彼此尊重、决策时相互考虑对方的基础上达成普遍性规则,共同应对世界性风险。在各种世界性风险日益增多的情境下,一方面要批评世界主义弱化民族国家的主张,另一方面要汲取其促进全球平等互动的观点,积极推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信任重建,在资源和信息上互通有无,共同应对风险社会。

世界风险社会:失语状态下的思考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早在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 ,并先后发表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与政治》以及《解毒药方》等著作 ,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反响。“9·11”之后 ,乌尔利希·贝克更是提出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 ,并于 2 0 0 1年 11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了题为《哑口无言的失语状态———关于恐怖主义活动与战争》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 ,乌尔利希·贝克提出何为“世界风险社会”以及在这一视野中对一些概念如恐怖与战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国家与主权等提出批评并重新作出诠释 ,本译文略有删节。

世界风险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受到现代性的突变和全球化发展的共同作用,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公共性的凸显、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主体性"的出现、多元性开始占据主导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三个本质特征。世界风险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是达成风险排序的全球共识,网络化治理是其主要的治理模式,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则是治理的基础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世界风险社会的本质有着深刻体认,其所提出来的"共生"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模式能够有效应对世界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困境,为当今人类社会实现整体而持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同经济开放度下的中国股票资产定价——基于长期风险模型的研究

在封闭经济、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部分一体化假设下,研究基于消费长期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中国股市资产组合的定价能力。结果发现:在封闭经济和经济一体化假设下,长期风险资产定价模型均可以对中国股票资产组合进行定价,但是在经济部分一体化假设下模型的定价能力更好。在不同经济开放度假设下,长期风险模型对中国股市资产组合的定价能力优于CAPM和传统CCAPM模型,其中基于消费与股利协整的长期风险模型表现最好;短期内,长期风险模型的估计不显著,而当估计期限延长时,长期风险模型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和定价能力都有明显提升。

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人类向后人类演进的不可逆风险与危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悄然开启后人类进程,从改变人的"自然"外貌到改变人的"自然"性格起步,克服生物人的局限,使生物人成为技术人,其基本手段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以生物基因为研究对象的基因工程和以人脑为资源开发对象的人工智能,虽为人提供了许多便利,为全球经济复苏开辟了可喜前景,但也给原本不确定的世界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从不同方面强化了全球性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人的存在危机。人工智能的竞相发展,更加突出人机博弈的未来忧虑,其雄心勃勃横扫所有行业,哪怕是白领领域的高端职业者,都将面临技术性失业,"我们能做何事"和"我们有何事可做"将成为后人类进程所有危机中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危机;但更令人忧虑的却是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的自由跨界操作,在深度存在层面打破了生物世界的本体秩序,搅动沉睡的生物世界开启反跨界运动。

中国与南亚共有性社会风险的复合治理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加深,中国与南亚共处于世界风险社会之中。彼此都受到由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引发的诸多共有性社会风险的挑战。这些多样性的社会风险具有内在的复杂性、跨域的关联性、跨国的传播性,在多重构成中复合性趋势日益增强,威胁着中国与南亚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在固有观念、旧有机制和权力博弈等因素的制约下,传统意义上开展的社会风险治理合作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式治理,难以真正取得治理效能。面对世界风险社会的特点,中国与南亚需要共同整合多元治理力量,从传统的简单协作式治理转变为复合治理,这有赖于治理结构转型、认知观念塑造及国际机制改革。

全球化视野中的风险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风险已经成为无法规避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树立全球风险意识,启动全球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

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不可逆转型

现代工业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推动世界风险社会向后世界风险社会挺进,新冠疫病以"风暴眼"方式横扫世界,将人类强行推进后世界风险社会。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将超越地缘国家而走向世界主义,因为后世界风险既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更来源于环境、自然、物种和人类自身的局限及其历史,形成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敞开时间的互为推动特质,导致不可控的自为状态和"政府失灵"。要走出以后环境风险、后技术风险、后疫病风险、后政治-经济风险为表征的后世界风险社会,必须检讨现代化之启搏器的实利主义全球化,才可化解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焦虑和恐慌,引导后风险时代生态理性地面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而走向新的世界联合,重建共生存在文明。其基本努力是重建"人的世界性存在"、"自然为人立法"和"有限生存"的存在认知,以"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为指南,以同情理解为动力,探求共生共治行动准则,重建共生共治的行动框架和行动方式。

后世界风险社会共生存在文明建构论

民族国家突破地缘模式进入世界市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造成的全球化冲突,最终会上升到文化本体层面展开博弈,其博弈的生境取向是重建共生存在的文明。以此观当今国际社会合力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是自发突围环境危机、技术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整合生成的后世界风险社会的自救进程,其根本努力是探求构建一种从根本上化解其危机的世界性方式。为使这一理想主义的世界性方式真正成为化解"日日新"的文化冲突、开辟共生存在文明的可行途径,要求全球化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地球共同体的生境准则,以普遍的平等和自由为动力,以共同价值观为指南,以共同利益原则为伦理规范。

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我们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日本福岛核危机再次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如核危机具有跨区域性、全球性、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潜在性等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引发了人们关于如何完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讨论。传统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制度认为国家是国际环境法律责任主体,国家对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排除国家对私人主体的私人行为后果的责任。但是面对世界风险社会,原有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我们有必要从责任主体出发完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