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与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环境矛盾和纠纷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的消极表现,也是公众环境抗争的非理性形式。根据诱发原因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分为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这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在冲突焦点、群体心理动力机制、预警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应对策略和方法也应有所不同。由于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基础在于公众与企业、政府及专家对环境风险有着不一致的认识,所以通过企业、政府、专家和普通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消除风险认知上的差异,可以预防和应对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实践当中,构建有效的环境风险沟通机制要遵循一些原则、避免走入误区。

群体情绪对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基于RDEU演化博弈模型

【目的/意义】群体情绪对环境冲突影响深远。【设计/方法】通过引入等级依赖期望效用理论(Rank 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Theory,简称RDEU理论),使之与演化博弈相结合,构建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RDEU博弈模型来具体探寻此类事件在不同情绪影响下的演化机理。【结论/发现】结果表明:当政府理性时,群众方在乐观情绪中倾向以合作的态度处理利益冲突,而在悲观情绪影响下容易选择具有“对抗性”策略,并且悲观情绪对决策行为影响深于乐观情绪;而当双方都有情绪时,决策行为受对方策略倾向及己方情绪共同影响,并选择自身收益最大的决策,如在感知对方选择“对抗性”策略低于某一临界值后,博弈方会随情绪指数升高而倾向选择“对抗性”。最后,通过MATLAB软件进行数值分析验证以上结论。

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探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会引发诸多社会治理问题。为寻求应对之策,需要先对其逐步演化的条件加以梳理,明晰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通过建立静态与动态演化模型探寻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切入,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应对社会风险模式,针对性地从“化解燃烧物质”“掌控助燃剂”和“剪除导火索”三方面提出从信息共享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协商对话机制等方面来完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协同治理模式,最终推进事件的解决。

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生发机制及其治理策略——以江苏启东“7·28反排污项目”事件为例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伴随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地方政府承受的环保压力空前。2012年7月28日,江苏省启东市爆发了反对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排放污水建设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该事件属于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政经一体化的开发模式、博弈主体地位的不对等、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缺失、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与生态伦理的冲突等五个方面。该种事件治理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二是构建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三是要完善相关的环境立法以保障民众的救济权利。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及预警模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受到不断破坏,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高速上升的特殊公共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通过案例调研,研究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和特点,构建了环境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探讨了每个指标的设置原因、作用与影响范围,最后建立了环境群体性事件背景值与环境事故指标相互结合的双层预警模型。研究结论为管理和调控环境群体性事件提供科学依据。

从环境风险到群体性事件:一种“风险的社会放大”现象解析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ARF)为中国的环境风险型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分析的理论框架。厦门PX事件中风险放大的涟漪沿着三条路径扩散,导致放大和缩小两种效应。被放大的"环境风险污名化"和"群体性事件的威力",以及被缩小的"政府治理风险"在整个社会层面又引发了风险放大的涟漪效应。今后应对此类事件,应该强化对环境风险型项目所涉风险信息的披露,引入政府与社会共同监管,同时避免简单化处理问题,坚持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依法严肃究责。

大型体育赛事中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成因与风险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大型体育赛事中的成因及触发风险进行研究,认为:大型体育赛事中的群体性事件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是一种以体育赛事为诱因引起的具有暴力性质的非正常的情绪泄愤行为,对体育赛事本身和社会秩序都会带来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大型体育赛事中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情绪发泄、理性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组织犯罪五种类型,体育功能引发的社会影响、媒介舆论、利益、管理、社会心理以及人员素质和道德等因素是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型体育赛事中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风险控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风险交流还是利益协调:地方政府社会风险沟通特征研究——基于3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对2003到2017年共30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前以风险信息交流沟通为主要内容,事件爆发后以利益协调沟通为核心特征。通过成本收益及博弈论等分析方法,探究从风险交流转向利益协调沟通的内在机理,提出治理理念、成本收益、沟通效率、上下级关系、舆论压力等是影响政府采用不同风险沟通方式的关键因素。最后在理论层面,从客观的风险交流、主观的风险感知、社会的利益协调三个角度,对风险沟通基础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讨论。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环境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防控

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冲击。也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讨论。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以及现实中政府应对所遇困境,并对比西方邻避运动的发展历程和解决方法,为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社会风险防控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稳定:一项基于风险模型的新解释

学术界研究中国群体性事件的诸多学者都认为,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威胁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通过分析近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相关统计数据发现,中国社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对中国的基本政治秩序造成较大影响。从风险模型的角度看,四项因素稀释了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的影响。从政治风险源上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本身不具有政治冲突性;从风险管控方来看,当下中国的国家体制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难以形成政治联盟性;此外,公众在政府认同结构上的二元化倾向以及当下中国的治理结构,也构成了防范政治风险的两个缓冲地带。正是这些结构性与制度性安排,使得中国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十分有限。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研究——对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态度逐渐受到开发方和环保主管部门的关注。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机制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一个利益博弈机制和平台。文章以近期典型的环境群体性为例,简要分析了公众参与环评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程序,从公众参与的主体、信息公开、反馈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等方面探讨了现行公众参与环评机制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认为,应从扩大公众的主体,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完善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舆论监督;构建和完善环评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真正落实环评的预防功能。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其治理路径之思考

根据发生缘由、核心诉求等方面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事后救济型群体性事件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性质、参与主体、产生的原因、发生的时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通过对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和治理过程的分析发现,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在整个过程中缺位是造成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且暴力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根据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分别建立有针对性的诉讼制度,畅通公众表达、参与和救济的司法途径是我们解决和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有选择。

完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风险沟通机制

伴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壮大,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业比重过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环境压力倍增,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要妥善解决环境风险冲突,必须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完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监督程序,推动环境风险评估机制的完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素质,通过"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方式,构建一整套环境风险沟通的有效机制。

暴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冲突事件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污染面扩大,污染程度增强,导致群体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事件频发。对近年来发生的10起影响较大的案例进行分析,暴力抗议环境污染原因主要有:GDP至上,漠视环境保护,乱上污染项目;政企利益勾连,政府为污染企业"撑腰";政府环境执法不力,监管失职,监管失灵;政府、企业没有及时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民众合法维权受阻,被迫实施非合法方式自救;政府处理危机的方法不当,环境应急机制不完善。..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Kermack-Mckendrick模型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类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根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的阈值特征和类型特征,运用Kermack-Mckendrick传染病模型,构建了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模型,分析了信息传播(尤其是谣言传播)的特征,以及政府采取信息控制措施如何影响事态演化规律,最后,结合"杞人忧钴"事件进行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算例分析。研究表明,在谣言的自身传播过程中,谣言传播者的人数先单调增加,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单调减少并趋于零;地方政府对谣言传播施加有效的控制措施,能够降低谣言传播的最大阈值,促使事态尽快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