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家庭财务决策人的数字素养,实证研究数字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财务决策人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地提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概率和配置规模,在引入工具变量回归后,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分析方面,文章通过放宽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发现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个人的金融素养来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SCF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以下为样本,充分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其特征规律,并在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取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若干启示。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数据,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进而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机制分析发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和健康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合理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以此引导低收入群体合理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拓宽其增收渠道。

社会信任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基于CFPS2016数据的实证

随着农民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增加,投资意识的增强,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庭逐渐参与到金融资产投资中。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社会信任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以安全性金融资产投资为主,较少涉及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社会信任对农村家庭是否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和持有比重有显著正向影响;一般群体的信任对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有抑制作用,陌生群体的信任有推动作用;发达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积极作用大于欠发达地区;家庭收入、学历、网络获取信息的重要性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也有重要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要加强金融知识教育,引导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高农村家庭社会信任;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促进农村家庭财富增值;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拓宽农村家庭投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解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对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度和持有比例有积极影响,地区、城乡间影响差异明显,风险态度和家庭收入对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金融资产选择存在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一定启示意义。

社会保险、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分析

在分析2012年的中国城镇居民投资状况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保险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险会促进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且在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中,社会保险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采用probit与tobit模型研究表明,社会保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起到促进作用;社会保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起到促进作用;健康水平较低的居民社保对其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产生了更显著的提高效应。

个体心理会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吗?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部门的金融参与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额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进一步对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显示:家庭的不确定性收入和债务负担会放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收入波动性越大的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有更大程度下降。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的社会交互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家庭使用互联网以及家庭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影响更大。

收入不确定性视角下教育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

针对风险性金融市场有限参与问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受访家庭样本,构建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基于教育经济学理论,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收入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户主教育水平的提升增加了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广度和投资深度;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教育增强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教育水平提升对有负债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更大。

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①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随之增加1.1%,参与股票和基金的概率增加1.2%,同时,家庭股票投资市值占总金融资产比例增加0.4%,股票和基金的市值占比增加0.5%。第二,家庭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女儿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值占比有正向影响,而儿子受教育程度则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主观安全感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以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主观安全感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及深度的影响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主观安全感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与深度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主观安全感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可以通过风险态度、认知能力进行有效传导。

我国老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研究

文章采用2011年CHFS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退休工资以及房地产资产数量对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正效应,而家庭消费支出规模、养老保险对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

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收入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实证检验城镇居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收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持有金融资产越多的城市居民家庭总收入越高,理性地进行金融资产投资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而且,家庭持有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能为城镇居民带来了显著的增收效应。这种增收效应不仅直接体现在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且还能与居民发展实体经济提供良好互动。另外,金融可得性带来的金融参与机会,能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一定的金融知识使得城镇居民在参与金融活动时,更能选择合理的参与方式与工具,从而提高自己的收益。

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能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吗?——基于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对城镇家庭财富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鉴于投资需要具备金融素养,本文又利用中介效应检验了金融素养与城镇家庭财富水平和城镇家庭金融资产水平的关系。随后,再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导致不同省份间家庭财富差距的原因。本文研究结果可以为增加家庭财富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资产配置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讨论了睡眠质量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不同职业群体和2012年CFPS数据进行估计后,仍得到一致的结论。文章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睡眠质量会通过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与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神经质人格与睡眠质量的交互作用和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也显著相关。此外,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一影响在城市地区、女性为财务决策者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中更为显著。

户主风险态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金融调查研究中心(CHFS)2017年数据,采用Probit、Tobit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整体和城乡两个角度分别研究户主风险态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能够提高家庭对金融资产及各类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率及资产占比,风险偏好家庭对金融资产及各类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入较大,风险偏好确实能够推动家庭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风险市场的参与行为。具体分析各类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情况后发现:风险偏好的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最高,并且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加上,家庭越厌恶风险,股票投资越低。其次,可以发现城乡差异下,户主风险态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不同,风险态度对于城镇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上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