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台仪器检定结论的风险权衡

测试不确定度比不高将导致单台仪器检定结论的用户风险或厂家风险。本文阐述了这两类风险的产生原因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用户优先因子和风险权衡的理念。

风险政策制定体系中的风险权衡分析研究

在与环境、健康与安全有关的风险治理领域,通过政策规制目标风险的同时,往往会增加或者产生次生风险,从而导致"规制已有风险又带来新风险"的政策现象。本文重点总结这种现象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该现象在政策制定体系中的成因可被总结为:①个体(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对象)对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或者受到固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高估或者低估某些风险;②政策制定机构因为部门分工、职责权限细化等原因,对风险较难进行综合分析;③政策制定过程中,部分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未得到表达以及"灭火式"的政策制定,都会导致部分风险被忽略。解决之道之一为引入风险权衡分析,全面衡量目标风险和次生风险,从而完善环境、健康与安全领域的风险决策,使得所制定的政策能够在整体上降低风险,从而在用于风险治理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论风险权衡

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来源,且风险在人类文明的加速演进中扩散。政策和战略在实现对冲公共风险和构建确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制定政策和战略时,需要遵循审慎原则和最小化原则。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确定性的新路径,也是风险权衡的结果,但仍需在前进路上不断进行风险权衡,以构建相对的确定性。风险权衡需要从不确定性出发。确定性是人类通过“改造世界”而构建的,不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带给我们的。在不确定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高风险权衡能力迫在眉睫。

财政政策如何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对多种风险和多元目标,财政政策制定中的风险权衡意蕴更加明显。本文从公共风险的视角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审视,认为财政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在于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对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赤字率是这种风险权衡的重要体现;财政收支政策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类公共风险的综合权衡,政策重点一般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公共风险。基于这种新认识,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在从“需求管理”向“风险权衡”逻辑转变,特别是2020年以来,财政政策权衡风险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综合化的特征,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更加关注工具组合的优化以及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以组合优化和政策协同推动公共风险水平持续收敛。

跨期风险—收益权衡关系研究——来源于沪港通的新证据

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金融经济学重要内容之一。应用扩展的EGARCH-M模型考察了上海股票市场组合跨期风险收益权衡关系以及沪港通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股票市场组合的跨期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显著为正,沪港通的开通正向加强了这种关系,提高了投资者的风险溢价需求。通过不同样本的对比和不同条件分布的假定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此外,还识别出了SGED分布可能更适合用于描述上海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条件概率分布。

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通过系统评述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风险及收益的相关文献,发现中国特定经济环境演化出的特定服务化路径,以及国内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所遭遇的风险、所带来的收益,是已有研究的空白点,而且考察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文献更是比较少见。因此,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构建一个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数理模型,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环境规制中的风险衡量

美国环境行政实践表明,风险衡量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利益衡量方式。风险衡量包括风险—收益衡量和风险—风险权衡。其中,风险—收益衡量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之上,包括风险—收益分析和可接受风险分析等,主要用来解决是否对风险采取行动以及风险阈值确定的问题。风险—风险权衡则主要是对风险规制可能产生的派生风险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权衡,以确定应当优先考虑的风险。

新股流动性风险及其与IPO抑价的关系

本文利用上交所新股交易高频数据从四个不同维度实证分析了自动撮合市场中IPO股票后市流动性风险的变动特征,发现IPO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高于后市投资者。将流动性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于IPO抑价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后市流动性风险与IPO抑价显著正相关,流动性越差,抑价越高。

订单驱动市场流动性风险与新股发行抑价关系

结合现代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动态博弈理论,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订单驱动市场中新股上市初期均衡价格和流动性风险的形成过程,发现发行前私有信息出现的可能性,量值,分布及其形成的投资者间看法差异是形成上市初期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原因.深入分析发现新股流动性风险的"卖方成分"是形成订单驱动市场中新股发行抑价的重要原因之一,且流动性风险及其卖方成分均与新股发行抑价正相关.最后采用上海股市实时分笔交易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提取"卖方成分"验证理论分析结论,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完全一致.

以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重塑财政政策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和发展目标的变化,财政政策体系目标和运行逻辑也需要超越建立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财政政策供给要根据风险权衡原理,视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进行相机调整。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财政须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的作用,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作为财政政策体系运行的目标,与金融环境协调配合,在保证财政自身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降低风险、引导预期,使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公共风险最小化。

面向动态风险评价及投资决策的IRRV模型

建立了跨期相对风险-价值(Inter-temporal Relative Risk-Value,简称IRRV)模型,首次整合了时间-概率权衡与风险-价值权衡。面向结果非负的复杂风险事件,在偏好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时间-概率权衡关系的显性表达式,将时间具有内在不确定性这一植根于"心理距离"的直觉思想形式化,最终用关于时间的内在折扣率刻画跨期对决策者效用的影响。内在折扣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时间偏好,也可能依赖结果的量值,是决定时间-概率权衡的核心因素。借助时间-概率权衡理论,将静态意义上的相对风险-价值模型扩展成为动态意义上的跨期相对风险-价值模型。该模型在同一个空间内综合考虑了价值、时间和概率三个基本的决策维度,为动态风险决策提供了一个规范化框架。

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以2003—2012年上证指数高频数据为例

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委托代理理论下高管薪酬研究的新进展

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为了良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将代理人的收入与其产出联系起来,并且当外界环境风险增大时,应该减小激励强度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现代股份制公司中高管人员薪酬设计的核心思想,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关系的存在。许多西方学者围绕这一悖论进行了探索,深刻剖析了股东和公司高管人员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揭示出凝聚在高管薪酬上的众多矛盾。

产品设计缺陷若干问题研究——以美国产品责任法为背景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设计缺陷分为明显的缺陷设计与典型的缺陷设计两种类型。明显的设计缺陷是指可依特定的安全标准对产品的设计缺陷进行判断而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标准;典型的设计缺陷则需要该类规范标准,如消费者期待标准或风险——效用权衡标准。由于消费者期待标准作为判断设计缺陷的标准往往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在很多州已经被风险——效用的权衡标准所取代。

如何理解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通过注入确定性、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属于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买单"的政策和救助的政策,跟以往我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需要转换思维方式,避免对政策误读误用,这样更有助于准确评估疫情条件下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财政政策。

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若干问题分析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竞争加剧,各国实力之间的竞争已不单单是靠技术和资本占据垄断地位,企业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占据核心地位。文章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行业进行了优势分析与风险权衡。

“恶性增资”抑或“困境增投”?——基于理论的分析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且可能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国外对此开展研究较早,相关理论多如丛林。但是我国对此研究开展时间较晚,且在概念翻译上不统一,理论上也较少有贡献。文章基于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首先反驳了"escalation of commitment"常见的中文译法"恶性增资"及其他,提出将其译为"困境增投"更为合理;然后整合了有关困境增投研究的相关理论,构建了较为完整、明晰的理论框架,以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质;最后从理论上分析了困境增投问题的解决对策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航空装备系统安全应用技术研究

为了消除系统研制错误、保证所有的故障状态均得到识别,真正实现装备使用时的安全、可靠、经济,本文剖析了航空装备有关安全性方面的传统理念误区,从组织、人为、技术、风险权衡、结构化的设计保证和严格的过程控制等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国外有关系统安全的新理念,提出了在大系统、大综保环境下统筹系统安全工作的观点,并据此给出了装备研制阶段系统安全工作的思路:一是严格执行结构化的设计保证与过程控制,二是充分协调研制与安全性评估过程的关系。

骑墙式辩护存在的合理性及相关问题探析--兼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中律师辩护策略之选择

在律师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中,应选择何种辩护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认为在实践中,骑墙式辩护较为常见,其存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问题。在具体案件中选择辩护策略时,要全面衡量风险与利益,根据具体案情选择合适的辩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