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分类框架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给教育教学带来智能化、便利性和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技术滥用、数据泄密、侵犯个人隐私等伦理风险问题。如何对教育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非规律性、高频发性、系统性的伦理风险进行分类,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视角,从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因素的内在联系出发,分析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伦理风险来源,提出建立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分类框架,归纳四种类型伦理风险,包括教育数据风险、机器算法风险、技术本体风险和教育应用风险等,并提出伦理风险防范策略,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健康应用。

底线思维与科技审度:高风险社会治理的要义与进路

当前AI大爆发及其应对乏力表明,西方科技发展模式的缺陷与人类社会的脆弱及学界研究的薄弱,更加凸显人类风险防控机制存在诸多漏洞及其引发的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已把人类带入高风险社会。用底线思维与刘大椿提出的科技审度予以破解:底线思维解决非共识下的议而不决;科技审度和审度思维所特有的执两用中、包容互补、多元开放、整合升级、共识决策等,可提供有效的治理对策。科技转型是治理科技风险的根本解决之道,科技审度可发挥重要的启发与引导作用,以构建真善美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加快世界科学中心建设,据此总结出高风险社会治理的要义与进路,以作为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指南。

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媒介化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难度阶梯递进的风险挑战;治理主体是以媒介为中枢的多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工具是由媒介可供性主导的软性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则是可在层级化与网络化之间灵活调节的连续统;治理过程遵循风险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逻辑;治理效能则主要从信息传通与主体连接两个侧面进行衡量。这些媒介化治理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推进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基础纲目和知识概览。

风险社会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治理研究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化治理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尽管这一领域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并被付诸实践,但关于媒介化治理的理论脉络、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系统化梳理。在应对风险过程中,媒介化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对媒介风险的治理、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和对整体风险的治理。媒介化治理在柔性治理、公众参与、风险预判和智能化策略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效果,需要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法,并实现与治理内容的精准对接。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缅边境安全治理研究

中缅通道是中国连接印度洋的重要陆路通道之一,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随着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缅边境面临内生型安全风险与输入型安全风险并存的特殊形势,呈现出边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多重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状态。针对中缅边境地区多重安全风险的复杂情势,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边境干部群众的风险意识,聚焦外部环境营造与内部机制建设,完善边境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提升边境安全风险治理能力,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的风险结构及其回应——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数字政府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风险已然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的重要议题。在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唯有将技术赋能、技术风险以及技术规制进行综合统筹,我们才能完整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链条。事实证明,作为一个深度交互的人工智能系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入数字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时代性、智慧性和精准性。但与此同时,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的过程中,也蕴含着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这集中表现为数据主权风险、文化秩序风险以及数据安全风险这三个层面。在风险社会理论的框架下,科技风险之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也需要微观层面的机制填充,唯有立足于数据分类分级、数据责任配置以及科技伦理加以系统重塑,才能最终在利用与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风险社会”中抗逆教育系统的应对与启示——基于PISA2022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PISA2022学校和学生问卷数据,在帕森斯的AGIL模型框架下分析抗逆国家(地区)的教育系统在新冠疫情中的应对表现,认为风险社会中具备抗逆力的教育系统有四方面特征:一是有效保证学校教学稳定性,为学生开展远程学习提供支持,具备高适应性;二是学校自治和办学改进能力突出,具备教育目标高效达成性;三是学校承担育人主体责任,支持协调教师与家长参与,具备强整合性;四是学校立足制度建设与育人生态维护,积极开展风险准备,维持潜在模式。提升教育系统抗逆力,一要理清风险承担权责边界,协调多元主体参与;二要简政放权,加强政府“元治理”角色;三要树立风险意识,做足长时准备。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及其规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在万物数字互联互竞的全新网络景观和社会风险治理的新型阵地中,“数字利维坦”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介入及其诱发的教育价值认同失落、数据信息失真、技术监管失效等多重风险的频发,直接加剧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利维坦”风险的严重性。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其生成动因不仅在于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责任主体的模糊性机理、忽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外在生态的不确定性机理以及过度掩饰教育数字化转型技术应用的复杂性机理,而且在于尚未明晰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式微的内生性机理。因此,以主体责任明晰构筑多元协同的行动框架,以外部生态优化筑牢“第五疆域”的安全屏障,以技术架构完善强化教育转型的内在支撑,以风控体系健全提升风险治理的制度自信,是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利维坦”风险的有效策略。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主要存在:如何提高本国劳动力数量以及人力资源的高附加值、如何持续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如何可持续地建设智慧科技国家等三大挑战。通过梳理新加坡高校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发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加坡高校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开设多元的课程和学位项目,为不同学段的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在科学研究方面,积极围绕节能减耗开展科研创新项目,推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社会服务方面,与本土和国际组织合作,走出象牙塔,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倡议者。因此,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文化性、二重性、普遍性特征,高校应该积极推动以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活动规避和应对风险,如建设丰富且灵活的高等教育课程、开展反思性和因地制宜的科学研究、积极加强与相关组织的多方面合作等,以此促进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现。

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再审视

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整个世界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方式而存在,人类进入高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直面风险社会,但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探讨风险社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一般性挑战与应对策略问题,而应拓宽研究视野,给予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整体性的学理观照。就研究方法而言,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准确把握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微观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灵活采用民族志等多重方法推进研究。整体反思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研究路径需要进行从碎片化到整体化、应对式到前瞻式、单一化到多元化等多重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引导社会个体深切体悟人的共生共在的现实性存在,并展开即时合作行动。同时,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也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选择与困境——风险社会中的牧业社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牧区被全球性风险渗透,产生了日益突出的、复杂的现代性风险问题,牧民负债、草原退化成为牧区发展遇到的核心困境。基于田野调查,以风险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为框架,分析牧区风险的形成和演变机制,探讨牧民在应对全新的生存困境时展现的主体能动性,尝试为理解牧民在当代社会的生存韧性和局限性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风险社会中个体精神生活的困境及其超越

置身于风险社会,个体精神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呈现出“生存安全性”焦虑、理想信仰迷失、人际信任匮乏及自我认同危机等状况。这种负面精神状况的产生与实在质性的现代风险相互缠绕,背后隐藏着个体风险意识的觉醒和风险主观感知的偏差、社会沟通参与渠道的不畅、网络媒介碎片化和戏剧化放大传播的助推等多重因素,因而,对个体精神生活境况进行有效的复合治理迫在眉睫。这种复合治理的对象是风险,但实质是个体精神生活世界。因此,构建精神生活治理的复合型主体结构,强化治理的公共性价值追求,发挥多元化手段治理作用,从而使深陷于精神危机的当代个体获得解救。

从“乌卡”到“巴尼”:风险社会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及其因应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类型教育,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面临从“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风险社会应运而生。由此,职业教育开始面临国内外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加、产业链升级要求大幅度增加、技术进步倒逼职业教育转型等现实困境。我国职业教育必须突破组织壁垒限制,促成跨界融合式发展;破除作用单一倾向,打造多元化教育职能;避免固守传统模式,创新生态化支撑体系。为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需创新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实现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促使数字转型赋能发展,助力职业教育稳步进阶。

风险社会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及应对

全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的共同风险,又需要面对中国自身历史和发展阶段的特殊风险。以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科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发展和社会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为更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应克服资本增值悖论导致的现代性自反及其风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构建公正的社会风险分配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困境与对策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透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外部困境:全球风险波及高等教育交流活动,工具理性导致知识和人才竞争加剧,多重价值冲突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我国高等教育置于“时空压缩”的风险场域,面临着本土化特色不足、范式转型困难等制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短板。我国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形势,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加强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共同价值为导向,形塑多元协商的国际网络;将“内强”作为“外发”的支持,处理好增强实力和扩大开放的辩证关系,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

韧性防控:高校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下的高校陷入应对与管理瓶颈期,通过韧性理论应对风险社会的冲击是高校的新思路。韧性防控强调高校应对风险的抗逆力、修复风险的恢复力以及与风险共生的适应力。在该理念下,高校应坚持党组织引领,优化高校综合治理体系以及塑造高校风险防控意识。以达成“风险前期抵御-风险中期恢复-风险后期巩固”的防控体系,应对当下校园危机与防范高校未来风险,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下的“平安校园”。

风险社会中责任与预防的平衡——以违法性认识为视角

风险社会中立法司法呈现出以积极预防为目标的从严从重趋势,具体体现为轻罪比例增加,抽象危险犯以及法定犯数量增多。这种做法虽然有效应对了新风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责任主义的要求相违背。违法性认识在责任与预防这种对抗中发挥了平衡作用,因此具有必要性。一方面,对违法性认识以规范标准评价其具体内容可以达到预防目的,另一方面,将具备相当的违法性认识作为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有效回应了责任主义对人权保护的要求。

韧性治理:风险社会中社会治安治理的新向度

社会治安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有序、国家安全稳定。风险社会中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生态风险、技术风险产生的副产品中包含了大量的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给社会治安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有效提升风险社会下的社会治安治理效能,从组织重构、价值重塑、模式重审、能力重组四个方面入手,促使社会治安治理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治理的新向度。

论风险社会理论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

基于一般劳动关系的权益保障框架,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文章在梳理现有权益保障内容的基础上,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发现,个体化使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社会保险不足、缺少劳动标准、组织化程度低的权益风险。为探索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文章提出要确定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地位、健全社会保险体系、制定和监管行业劳动标准、加强劳动者组织化建设等对策建议,希望为行业提供参考。

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前,我国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主要面临如下挑战:制度化风险应对机制匮乏,数字系统化风险治理运行机制不完善;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不力,数据存在泄漏风险;治理主体责任不明晰,未能形成共享共治体系等。为有效应对挑战,须采取如下对策:系统建构数字乡村教育风险治理运行机制,形成教育风险复合治理机制;创新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体系,规避数字教育伦理风险;建立多元主体风险治理体系,实现数字乡村教育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