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应对模式思考——以2008年奶粉事件为例

2008年奶粉事件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后果，不仅危害到国内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还波及到国外，造成世界影响。全社会对此引发了深深思考，各责任主体为何不能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文章针对这一问题，从奶粉事件出发，深入思考了为什么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及如何构建应对模式。

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形成的原因—从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两个角度

决策风险是当代风险社会的主要风险之一,专家体制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制定的重要机制之一。风险发生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本文将专家体制作为导致这一困境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行分析,并讨论了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试图提出一个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这三者,在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中的作用模式。

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中国已进入德国学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风险源于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并伴随食品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这三类群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加剧,消费者群体中差别化消费的个体自保,以及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心理,诱使农户和食品企业进一步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飞去来器"效应爆发。在"一家两制"概念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消费者差别化食品消费的几种表现形式,之后分析食品安全威胁下消费者责任意识的缺失,并通过北京和甘肃两地城市消费者的调查,对消费者"一家两制"的消费特征及责任缺失进行论证。文章建议,通过"农消对接"、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责任的引入,可以培养起"负责任的消费者",帮助走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社会",走向新型的社会共保。

论社会组织商业化经营风险的应对策略

社会组织商业化悄然兴起已成全球趋势,如何秉承公益初衷应对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描述了社会组织商业化的内在动机和外部诱因,分析了商业化蕴含的潜在风险:慈善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组织形象受损、经营失败与使命漂浮。提出了有效应对商业化经营风险的基本策略,即明确组织使命,树立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运作观念;走向职业化管理;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全面实施利害相关者管理。

风险社会下的组织与媒介关系——以风险应对组织和微博为例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如今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以工业化为动力的现代社会在带给人们更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风险。一些组织以风险应对为主要职能,为用户提供风险预警、应对和处理等服务,这类组织被称为风险应对组织。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作为一个开放、多向、由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传播平台,在本世纪末蓬勃兴起。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条件下的风险应对组织与社交媒介的关系,探讨提出组织与媒介正改变以往使用者与传播工具的简单关系,逐渐形成媒介决定组织可以传播信息内容的情况,并为社会中的信息流动提供了新的框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资本及应对生计风险的作用研究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和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是乡村振兴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和改进社会资本后,聚焦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利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武威市、张掖市99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参加社会组织状态及类别、地区差异等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加社会组织类别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其中:服务类社会组织影响最大,文化类次之,经济类最小。(2)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存在“脱钩”现象。(3)武威市农户参加社会组织对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的影响显著小于张掖市。

IPD模式下的工程项目风险控制及其社会网络分析

IPD模式是一种以信任、协作与集成为思想基础的先进的项目交付模式,其为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过程中由于各参与方间存在敌对关系而导致的项目风险控制效率较低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提出IPD模式下的组织体系、操作系统及合同环境是实现有效风险控制的基础、保障与重要条件,厘清了IPD模式下工程项目风险控制的原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IPD模式风险控制系统中的组织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证明IPD模式下的组织体系在项目风险控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工程项目参与方应增加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以进一步提高项目参与者间的信任程度,为工程项目实现高效风险控制提供牢固的组织关系基础。

关于“遂宁模式”的反思——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新思路

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我国仅有短短数年时间,"遂宁模式"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全国风评机制建设的典范。不过,经过几年实践,这个模式暴露了两个重要的不足:其一是没有把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区分开来,陷入"自己评自己"的困境;其二是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只有克服这两个缺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才能向纵深发展。

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的生成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应急志愿组织在实践中产生的乱象和争议,是其权责界限模糊导致的必然后果,有必要在法治层面完成应急志愿组织社会公权力构建,将其活动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生成的固有权模式、国家授权模式和契约论模式存在局限性,应从国家和社会共同在场的治理结构出发,以社会的自发构建和经国家承认并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授权模式为基础构建应急志愿组织之社会公权力。通过国家层面制度结构的赋权和社会层面社会信任的构建,实现对应急志愿组织的“复合授权”,使其更加规范有序地参与到应急治理体系之中。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政府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社会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一种境遇。当代中国同样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中,可谓发展的机遇与风险的考验并行而至。文章试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思考如何构筑具有前瞻性的符合现代风险特征的风险责任机制。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发展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转型期的多重矛盾,其中一些矛盾的发展会酿成公共危机事件。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的发展也不时出现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这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和管制关系发展提出了挑战。基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发展的社会政治风险、现实危机以及应对的经验,进而针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长远稳定发展提出若干对策。

风险社会的责任问题探析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为制造的风险"已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进一步累积、放大了更多的风险危机。对于规避和化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所引发的现代社会风险,最根本最切合的伦理原则应该是责任担当原则。通过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体、专家系统及大众传媒等多元主体风险责任担当困境的剖析,提出应构建多元责任主体风险共担的复合治理路径,以期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负责任"的现代风险社会。

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模式研究

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的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工程建设领域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目前缺乏面向项目参与各方有效协同的管理组织模式研究。本文根据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从对象维、时间维和过程维三个维度对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设计了评估管理工作的组织架构,明确了各参与单位的组织界面和职责分工,建立和完善了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流程,为有效地从源头预防、减少和防范化解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提供指导。

建筑企业税务风险成因和应对策略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筑企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尤其应提升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税务风险是建筑企业经常遇到的一种风险,需要采取积极的策略加以处理。当前我国税收征管模式不断完善,相继出台了一些先进的税收政策,但是由于市场原因和建筑企业自身的原因,其依然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税务风险。因此,建筑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各种风险的成因进行有效分析,并提出一些完善的防范措施,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风险社会中的协商机制

“风险社会”的突出表征是人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使得以往的保险手段严重失灵;然而与之相关的却是风险责任的缺失,出现了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改革现行风险治理模式,特别是明确责任分担就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就我国目前的复合风险状况和实际政治进程而言,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条比较好的思路,也就是通过协商机制,形成具有合法性、公开性、平等性和责任性的治理决策。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责任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及其治理陷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困境,存在风险责任缺失问题。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特定规则、制度和能力的模糊不清,各责任主体在风险形成和治理中都存在失责行为。风险治理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明确利益相关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担当,推动各责任主体的有效合作,以构建"有组织地负责任"的风险责任机制。

风险管理中的组织化障碍

风险管理中存在各种影响管理实际效果的组织化障碍,主要表现为组织内部对安全隐患的忽视、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某些生产经营性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为推卸责任而进行的"共谋"。导致风险管理产生组织化障碍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其中组织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欠缺、组织安全管理方面的惰性、组织外部监管效力难以完全发挥作用是比较关键的因素,而"急功近利"式的不科学的发展观则是其根本弊端所在。认清这些存在于风险管理中的组织化障碍,有利于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以更好地实现灾害预警和风险管理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