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主体识别与担责——以风险社会治理为视角

由于人工智能存在侵权行为难以认定、智能系统无法实际承担责任、伦理道德解释受限等问题,在侵权责任领域尚不具备赋予其主体地位的条件。而人工智能在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上的非主体化认定或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上述问题,有助于克服在侵权主体识别、行为认定等方面的困难,减少因侵权纠纷悬而未决导致的社会风险,既能保障被侵权者的利益,也能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进程。故应参照现有法律框架,合理分配侵权责任,建立特殊的人工智能侵权处理机制,即人工智能无害化处理,防止二次侵权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加强监管,为人工智能的良好发展提供法律指引,构建行之有效的人工智能侵权纠纷解决机制。

风险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困境和创新路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风险的论述和观点为风险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治理难度,风险社会治理面临着理念困境、信任困境、结构困境、组织困境、制度困境等一系列治理困境。政府应当更新风险治理理念、完善风险治理机制、整合风险治理资源、丰富风险治理工具、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高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风险社会治理下网络理性参与机制构建

互联网地位和网络舆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目前我国网络参与现状不容乐观,网络非理性参与较为普遍。这种非理性声势的蔓延不利于公众的有序参与,为风险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网络风险协同治理模型",并着重剖析了网络理性参与机制的主体职责与运行条件,进而在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参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安全、和谐、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的动员机制与生成逻辑

社会动员能够在短期内最大程度上整合治理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实践中,动员网络、动员方式、主体互动机制都呈现诸多新变化,既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又发挥政府的专业化优势,同时根据治理情境变化,能动性调整动员策略,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是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有其内生逻辑,它是执政党基因、公共权力基因、公益基因、社会责任基因等多元基因融合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动员机制的新呈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社会风险及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语言输出建构的叙事主体有不断超越现实主体的可能性,这将会挑战现实社会作为真实存在的基础,因此需要分析产生这些风险的根源。在独立存在论和平行存在论两种传统叙事主体存在观基础上,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是可能的,并表现出生成性、交织性以及在世性等超越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不同存在特征,也带来不同层面的社会风险。在个体层主要有认知与情感能力削减、自我身份认同困难和自我存在意义消解等风险;在组织层主要有冲击主体间关系、影响组织的公共决策和加速后真相时代到来等风险;在社会层主要有大量职业消失、劳动方式改变和社会安全风险加大等风险。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所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建立现实主体语言池、划定叙事主体语料界限和培养自我反思实践能力作为应对方案。

AIGC驱动下虚拟数字人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AIGC)技术的突破,解决了虚拟数字人在诸多方面的应用难题,使得虚拟数字人呈现出井喷发展态势,也给元宇宙相关产业链带来全新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一系列社会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潜在滥用和虚假信息传播风险、社会影响和道德伦理风险、法律和监管等问题逐渐浮现,给社会秩序和个人权益带来了挑战。基于此,应该加强技术层面的风险治理能力、加强公众教育和社会参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以及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监管体系,来积极应对并化解风险。

新安全格局下的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社会结构性风险、社会心态失衡风险、数字化治理风险增加等会使城乡基层风险治理难度进一步提升。在新安全格局下,应坚持“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原则、“风险综合体”的系统性原则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原则,妥善利用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改革机遇,统筹完善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系,提升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能力与水平,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联动发展。

社会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建设:一个社会燃烧理论的框架

社会风险治理面临治理观念困境、多元格局困境、社会参与困境。社会燃烧理论为解释社会治安风险的形成及防控提供了有效的逻辑支撑。依据社会燃烧理论,社会治安风险的形成需经历积累与萌芽、发展与升级、爆发与燃烧、平息与善后阶段。多重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是“可燃物”,失范的舆论是“助燃剂”,缺位的治理行为是“着火点”。完善社会风险治理,可从减少燃烧因子、控制助燃物质、降低社会温度三个层面着手,做好源头治理,建立常设性的预警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局面。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基于数字平台的社会风险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给社会风险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平台普及能否驱动横向协同治理的发展,亦或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管理特征,目前在理论和经验范围内仍未有定论。数字平台的社会风险治理模式包含横向协同、垂直协同、横向-垂直协同等多种协同模式,其中横向协同和横向-垂直协同是应对投诉和求助事件的主要协同模式;垂直协同和横向协同能够显著提升对公众诉求问题的解决程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回应诉求耗时;横向-垂直协同在风险治理效率和效果方面均具有较好的优越性,其在显著提升问题解决程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回应诉求耗时,从而揭示了社会风险治理在数字化转型中并不是沿着单一维度和方向进行的。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中的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是社会稳定风险的民主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具有的汇集民意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众参与,集中民智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重大决策的民主性,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升风险沟通的效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统一战线应将“汇集民意”“集中民智”“凝聚人心”的民主效能拓展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同时实现风险治理的“端口前移”和合力监督。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及其制度建设

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种种灾难或危机,尤其是由于人类活动自身造成的多样性危险的加剧,风险社会的到来逐渐成为一个共识,并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界的热切关注。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面相或特性,它与传统社会的分野不在于灾害性危险是否发生,而在于其拥有与社会现代化自身相联系的风险概念。

基于大数据的社会风险治理探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步入风险社会时期,社会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本文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对社会风险有效预测与管控日渐困难,广泛存在的数据信息孤岛成了对社会风险进行合作共治的重要障碍,大数据思维缺乏和技术瓶颈也影响了社会风险治理智慧化水平的提升。社会风险治理亟需在精准预测、有效评估、风险量化和高效应对等环节得到改善,而这有赖于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的提高、部门间数据信息孤岛的消除与合作共治、智慧治理社会风险的推进,其中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将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运用到社会风险治理。

面向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社会情绪共同体研究

情绪具有表征社会稳定风险过程以及解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稳定风险情境下界定社会情绪,并提出社会情绪共同体的概念;通过对社会情绪共同体知识层面、心智模式层面、行动层面的分析,发现社会情绪共同体的有效实现路径;基于ICT技术,提出面向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社会情绪共同体的"线上"实现形式,并分析其面向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内涵。

“社会5.0”时代的大数据风险治理

随着"社会5.0"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出现了复杂化、多元化及动态化等新特点,使风险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数据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战略资源和技术支撑。大数据具有风险预警预控复合工具集、追踪社会风险轨迹、人群智慧和数据共享等功能,促使传统风险治理向智慧化、非正式、预警云和可视化等模式转变。不仅能增强治理资源的互联性及有效性,而且使风险治理具有跨部门智能治理、"多对多"治理、事先预防和实时分析等光明前景。同时强调大数据也存在应对隐私泄露、噪音和信任等陷阱。为了充分发挥大数据风险治理的巨大潜在优势,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先进人才与技术支持,还需要转变传统治理思维,才能使政策真正对社会风险治理认知及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基于心理安全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社会风险处于高发阶段,心理安全角度的"软治理"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心理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意识的培养,对于社会风险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社会风险治理需要从关注心理健康,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完善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等方面开展以心理安全为基础的机制创新。

社会风险治理:趋势、困境与进路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风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风险向底层聚集,新发利益群体持续增多;形成跨行业、跨地域的“孤岛结晶效应”;信息技术催生新的风险积聚池;不同风险叠加,关联性增强。风险治理理念错位、风险评估虚位、多元治理主体失位、社会风险共识缺位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风险治理效能。促进社会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实现源头治理,通过构建多元协同共治体系实现系统治理,通过提高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实现精准治理。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吉隆口岸社会治理风险研究

作为西藏与尼泊尔边境重要口岸小镇的吉隆,历史上因起过"五道"的连结作用而闻名;现今,因"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现代道路网络的建设与畅通,昔日的边境小镇逐渐变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边境交通商贸重镇,呈现出经济中心化、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的特征;潜藏着社会结构性分化、边界人口互动、文化冲突等社会风险;为边境口岸区域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从路学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道路影响下吉隆口岸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风险及边境口岸社会治理问题;提出边境口岸区域及边疆地区治理应完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平衡经济发展红利分配、加强边域合作等具体解决边疆社会风险、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