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主要存在:如何提高本国劳动力数量以及人力资源的高附加值、如何持续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如何可持续地建设智慧科技国家等三大挑战。通过梳理新加坡高校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发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加坡高校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开设多元的课程和学位项目,为不同学段的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在科学研究方面,积极围绕节能减耗开展科研创新项目,推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社会服务方面,与本土和国际组织合作,走出象牙塔,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倡议者。因此,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文化性、二重性、普遍性特征,高校应该积极推动以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活动规避和应对风险,如建设丰富且灵活的高等教育课程、开展反思性和因地制宜的科学研究、积极加强与相关组织的多方面合作等,以此促进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现。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困境与对策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透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外部困境:全球风险波及高等教育交流活动,工具理性导致知识和人才竞争加剧,多重价值冲突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我国高等教育置于“时空压缩”的风险场域,面临着本土化特色不足、范式转型困难等制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短板。我国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当前形势,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加强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共同价值为导向,形塑多元协商的国际网络;将“内强”作为“外发”的支持,处理好增强实力和扩大开放的辩证关系,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发展。

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前,我国公益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教育治理主要面临如下挑战:制度化风险应对机制匮乏,数字系统化风险治理运行机制不完善;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不力,数据存在泄漏风险;治理主体责任不明晰,未能形成共享共治体系等。为有效应对挑战,须采取如下对策:系统建构数字乡村教育风险治理运行机制,形成教育风险复合治理机制;创新数字伦理风险监管体系,规避数字教育伦理风险;建立多元主体风险治理体系,实现数字乡村教育协同治理。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审思

20世纪后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兴起,形成了集制度流派、文化流派、系统流派为一体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制度流派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以客观主义视角来审视风险社会,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风险呈现出“脱域”的特征。文化流派以道格拉斯和拉什为代表,将关注点聚焦到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上,形成了以风险文化为视角的风险意识探究路径。系统流派以卢曼为代表,该流派理论的意义在于社会的构建性,其核心在于对社会现象、社会运作的观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其理论建构于个人主义之上并且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其理论自身具有反现代性特征。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借鉴吸收,要在深刻审思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扬弃。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涉警信访的风险防范与治理

涉警信访是指涉及公安机关警务活动的信访行为。涉警信访中的缠访闹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以及谋利型上访背后蕴含着负向影响社会稳定、政府信任、国家安全的风险。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看,引发这些风险的因素涉及公安信访制度、社会转型风险、个体因素(包括访民和接访工作人员)、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境外势力干扰等诸多方面。为防范风险的发生,应当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实现风险的识别与预警,与此同时,多管齐下完善公安信访制度,并通过实现信访法治化为涉警信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从而助力涉警信访制度的良性运行。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的生态风险及其治理

生态风险危害人类的生存、阻滞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看,失范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政策机制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社会决策和管理的失误等是引发生态风险的主要根源。因此,建设生态政治、发展基层民主和实施全球治理是应对生态风险的理想路径。风险社会理论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现实出发讨论生态风险问题,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当代中国生态风险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本科生安全教育有效实施的困境与路径——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文章首先概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然后论述了本科生安全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接着阐述了本科生安全教育有效实施的困境,最后提出了本科生安全教育有效实施的路径。

新冠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与我国的策略选择——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国际学生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是多方面的。本研究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鉴于全球社会疫情风险的复杂性,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流动规模将进入下行阶段;以贸易为导向的西方高校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流动市场将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地国际化与在线国际化将加速发展;国际学生流动格局变化将进一步加剧。后疫情时代,我国应认清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趋势,把握好风险蕴含的格局变动契机,从危机管理转向战略制定,积极引导出国留学目的国与留学方式多样化转变,优化来华留学统筹工作,加快跨境教育布局,进而在未来国际学生流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理论、经验及限度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提出的理论解释,其理论观点既有其普遍性一面,又有其特殊性一面。其关于现代性自反、理性内在分裂、现代风险特征等论述具有普遍性和重要借鉴意义;而其关于风险社会内涵、风险根源、风险分配、风险治理等论述则具有西方中心的局限性,并不完全适合解释我国的风险社会现实状况。本文旨在分析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一般性理论观点及启示和具体理论观点的局限及限度基础上,结合我国风险社会的本土特点、自身的发生与运行逻辑,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需要侧重于我国的历史维度以及社会转型视角和制度视角等进行系统研究,以能够对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社会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有所推动。

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述评

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问世,"风险社会"成为理论界关切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对当代风险社会问题实质的指认有不同的理解,从不同视域提出了一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见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进展,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引起充分重视。本文意在分析这一理论进展,累积学术共识,以推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从滑坡现象和风险社会理论看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论的议题,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持一方,近年来,国内赞成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出发,对比分析荷兰安乐死立法的社会背景和实践中的滑坡现象。认为像我们这样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卫生资源相对贫乏,医疗保障水平低,法制还不十分健全的国家,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对安乐死的问题应审慎。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困境与中国本土化启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着的客观主义范式、主观主义范式以及偶然性社会的不可知论、风险治理性理论等诸多范式。与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相比,正在经历压缩现代化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社会风险结构和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有一个本土化模式。在风险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来分享我们民族的智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新常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现代社会风险,既要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又要立足本土化知识,汲取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有益养分。应对风险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一定程度上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另一种呈现。

风险社会理论的致思路向及其批判性分析

现代性理论本质上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进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对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和出路进行了理论探索,旨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开拓出现代性反思的新维度,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性问题的辩证立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致思路向进行批判性分析,深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凸现的风险问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任务。

风险社会理论维度的农村贫困问题阐释

在贝克的研究视野中,风险社会是个较为复杂的理论,现代化风险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风险社会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等等因素重叠在一起。我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征程上,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不断汇聚凸显,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已然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村贫困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在风险社会的场域中,农户贫困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收入风险、资产风险和健康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教育和谐发展的价值思维——一个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教育和谐发展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实践指南。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困境,开辟了从风险的视角研究当代社会变迁的新维度;教育和谐发展思维内在地包含了对教育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教育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这就要求在教育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必须认真审视和把握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构建我国教育和谐发展的价值思维。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探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防范社会和自然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议题。风险是不是现实的危机,但人类社会如果不改变社会发展模式和进程,潜在的风险会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为了完善政治治理,政府应建立长效的危机决策机制,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决策的关键角色,其危机决策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危机管理的效果。从风险社会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