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梅奥骨髓瘤分层及风险调适治疗共识指南分层的中高危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遗传学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以梅奥骨髓瘤分层及风险调适治疗(mSMART)共识指南分层为基础,探讨中高危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遗传学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福建省立医院2009年6月至2017年10月住院MM患者179例,排除无法进行mSMART分层患者,最终纳入49例。依据mSMART分层标准将患者分为低危组(24例)和中高危组(25例),分析两组遗传学特点,探讨mSMRAT分层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行log-rank检验;logistic回归法分析中高危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结果低危组中CSK1B基因扩增发生率最高(41.7%,10/24),中高危组中RB1基因缺失发生率最高(88.0%,22/25)。低危和中高危组患者骨质破坏、高钙血症、肾损害、贫血、β2微球蛋白异常、清蛋白异常、乳酸脱氢酶异常、浆细胞比例异常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生存分析显示,中高危组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3.19个月,低于低危组的39.71个月(P=0.04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贫血及骨质破坏是影响中高危组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P=0.044,P=0.002)。结论mSMART分层为中高危的患者提示预后不良,贫血及骨质破坏是影响中高危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惯习构建、风险调适与多元场域互动:2020年度政府新闻发布实践与研究综述

2020年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围绕疫情开展。其特点可以归纳为构建有效制度惯习、形成全要素媒介场域、挖掘多种参与主体,并在脱贫攻坚系列发布活动中重构重大政策的发布形态。学术界通过对数百场发布会和相关活动的分析,看到了政府新闻发布在社会风险调节、制度性信任构建和多元场域互动上的重要作用。

核电机组环形空间通风系统调适风险分析

核电机组环形空间通风系统用于维持环形空间的负压,保证来自内层安全壳内的空气在排放前经过过滤,从而减少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认为环形空间通风系统最大调适风险来自自动变频控制系统的调适,应提前梳理影响自动变频控制系统调适的内外部因素,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社会资本与疫情风险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是风险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社会资本作为有效的社会机制,能够通过提高感染知情程度、扩大公众的困难解决途径、调整人们的心态,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维持常态生活、平稳渡过疫情。模型分析表明,以关系互动紧密性为特征的内聚社会资本的防疫作用是直接、正向、稳健的,而以资讯来源异质性为特征的外联社会资本是补充性的,其作用是间接、不稳健的。尽管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切断了人们的物理联系,但信息时代的社会资本通过线上社交打破这种隔离,帮助人们保持核心关系圈的紧密互动,维持广泛联系渠道,避免了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危害①,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湿地保护法治的功能演进与发展因应

研究目的:梳理和阐释我国湿地保护法治建构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向度。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我国湿地保护法治历经了从“抢救性治理”到“全面性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的建构历程,湿地保护法治的功能随之不断嬗变,在规范面向上表现为“要素保护—功能保护—系统保护”的递进完善,在实践面向上表现为“利用管理—保护管理—安全管理”的辩证发展。(2)鉴于环境增益、绿色发展与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我国湿地保护法治需要超越“人域法”规范的内生困境、复归法益保障的价值偏离、补强风险防控的规制局限。(3)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旨归,湿地保护法治应以形塑人际同构的秩序性、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风险防控的调适性为功能指引。研究结论:面向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湿地保护法治向协同性与适应性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良性互动,推进湿地保护与湿地利用的规范共进,寻求风险规制与风险适应的制度同构。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担保风险分析

中小企业通过信用担保机构获得融资已成为一条解决“融资难”问题的重要渠道。我国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制度性安排为基础,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着三重制度性缺陷:结构性缺陷、经营管理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担保风险防范和调适,应做到以下五点:监管部门指导担保机构做好风险识别、量化和管理工作;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政府担保机构要坚持政策性资金实行市场化经营的原则,避免行政干预;建立和完善担保机构的资金补偿机制和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担保机构信息化建设。

论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风险及其调适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虚拟公共领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媒介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草根文化的崛起以及"娱乐至死"氛围等的形成,推动并加速了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发展趋势。这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弱化、淡化以及分化的潜在风险。为了消解风险并切实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及其权威性,就需要对不适应网络环境发展变化的要素,以及网络政治生态和网络社会生活等进行调适。